整个古典时代希腊美学思想的鼎盛，固然与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兴起和发展，并随之而来的文化**的到来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由此而凝聚起来的一系列占主导地位的新观念的影响有关，这些新观念里已经熔铸进了以巫术宗教神话和史诗为代表的史前美学观念，而在哲学概念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为此，有必要对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新观念进行探讨，否则难以阐明为何能从早期的素朴的美学思想中，突然发展出这个时期的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高度发展的理性主义美学思想体系。
一 由自然转向人本
古希腊社会进入公元前5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成长，人们愈来愈摆脱对自然和神的依附，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存在。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到哲学上，研究重心由以研究自然为主的自然哲学，转向人本主义思潮。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转向人和社会，热衷于探讨什么是正义，以及城邦和法律等是如何产生等问题，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和社会。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出这种转变：
这个时期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有益于人类美德的问题。[55]
后来，西塞罗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了这一点，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招回来，使它进入城邦和人们的家庭之中”[56]。黑格尔将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从早期的自然到智者和苏格拉底的主体的觉醒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轨迹揭示得清清楚楚：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哥拉是“绝对”，以抽象的自然形式出现的阶段；从智者到苏格拉底则开始将“绝对”设定为主体，进入了主观反思的阶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是思想和实在相统一的阶段。[57]这种观点贯彻到美学中可以这样理解：早期阶段，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被完全融化在自然中，自然成为独占的审美探讨的对象；进入古典时期，随着智者的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审美主体的觉醒；苏格拉底则凭借这个已经觉醒了的审美主体，进而去探讨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普遍的美，即美的本质（定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进而探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彼此种种复杂关系和历程，认识到审美主体不只是消极地探求审美客体，并且具有能动地创造审美客体的能力，因此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彼此处在错综复杂的交互辩证关系之中。
“人”之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审美主体，从浑然一体的自然中分离出来，是由以下诸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人们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人。认识到这一点，要经历漫长的历程。在荷马的史诗中，神是社会活动的主角，神支配一切，人只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特洛伊交战双方的胜负，取决于神的意志。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等英雄人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神的好恶。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希波战争双方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机智和勇敢。将马拉松之战、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之战的胜利，归之于统帅米尔提亚、塞米司托克勒等指挥有方，以及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协同作战。希罗多德不仅认识到人的因素在这场关系到希腊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还把它归诸雅典自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果：
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实例上，而是在许多例子上都证明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并不比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这一点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一样，他们是宁肯做胆小鬼的，但当他们被解放以后，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58]
正是战争使希腊人认识到：或者是成为奴隶，或者是获得自由，这都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人的命运是掌握在人自己手里，而不是掌握在神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