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医生对她的妇科病束手无策，她的子宫情绪性的出血，动不动血流不止，只能在**痴痴地坐着。三毛决定回台湾时，买到了平价优待的渔民机票。即使是这种半价票，他们的存款也只够买一张。
JOSE也不愿意回去，他推说自己语言不通，而且机票太贵。他有他的想法，他的尊严——让妻子一路跟着奔波，身体差成这些，他做丈夫的，怎么向人家父母交待。他帮三毛收拾行李，默默地垂泪，一再叮嘱路上要小心，感觉不舒服随时向飞机的乘务人员反映。他让三毛代他向家人问好，还要求她一定要捎去一句“对不起，是我没有将你们的女儿照顾好。”三毛听了这些话也很难过，但是，因为可以回到久违的台北，看见亲爱的家人，她很快便心情舒畅。
她没有想到，台湾等待她的不只是亲人，还有鲜花和记者。她有些慌乱，但是很快便显得镇定起来。她不是一个很懂得拒绝的女人，而且，成功才刚刚开始，她还没有沉浸过，怎么能全部就推托。所以，她很厌烦却又积极地赶赴各场饭局，接受重复的采访。她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回家时，他们多半都睡下了。
饭局里，她拜了一个干爹——老作家徐讦。起初，别人向她介绍这是著名作家徐讦时，她激动不已，告诉他，在小学时，读过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便是徐讦写的《风萧萧》。徐老先生听到这话，也激动不已，他也看多三毛写的沙漠生活，他夸她是台湾的好女儿，感概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的孩子。三毛是聪明人，当即顺水推舟地认了干爹。认的时候，可能并不认真，但是，以后的交往，两人都入了角色，老人真将她当了女儿，常常埋怨女儿写信太少。她将老人的照片带回西班牙给JOSE看，告诉他，又多了一个爹爹。
家里帮她找了台北的朱士宗医师，用六十粒中药丸，治好了她的下体出血。她的身体慢慢恢复，心情也非常好。
这时的三毛，显得非常有魅力——被沙漠的太阳晒成深棕色的皮肤，声音虽然还是细细柔柔，但是笑声很爽朗。她穿着很随意的宽松衣衫，面对记者的访问侃侃而谈，讲到自己的婚姻与丈夫时，笑得满足而又甜蜜。记者们先为她着了魔，赞美处处可见——“她的大眼睛和黑发是属于吉普赛女郎才有的喜乐和奔放，我仿佛听到吉他的乐声从她嘴里唱出来，露出两排参差不齐，充满顽童的无邪、精灵的牙齿”。
她在台湾找到了区别与西班牙那个平凡主妇的又一个她，她陶醉于自己的新形象，有些遗憾JOSE不能与她分享。
她用有限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参加了诗人余光中发起的“让现代诗与音乐结婚”的民歌运动。余光中交出《乡愁四韵》，三毛写了《橄榄树》《一条日光的大道》。她无论写文章还是写歌词，都没法不写自己的心情，因为心情愉悦，对未来充满憧憬，于是这歌词也写乐观健康：“一条日光的大道，我奔在大道上。一条日光的大道上，我奔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啊KAPAKAPA，上路吧，这雨季永不再来，抛下未干的被褥睡芳香的稻草床，阳光为我们烤金色的饼。啊，河童你要到哪里去，现在已经天晴，阳光洒遍你的全身，我只要在大道上奔走，啊，KAPA上路吧，雨季过去了。”
她很真诚的欢喜着，像不加掩饰的孩童。她听着自己写的歌，抱着母亲的肩，边笑边大声嚷嚷：“现在已经天晴，我只要在大道上奔走。”
当她身体恢复后，她很快离开了台湾，她想念丈夫，想念一手布置起的漂亮的海边的家，也有些想念平静的生活。
回到海边后，她与JOSE一起在七个海岛上搬来搬去。虽然大加纳利岛才算他们定居的家，但是，她陪着丈夫在几个海岛上兜兜转转，居然有一年没有回他们的海边洋房。
虽然钱还是不多，但是，已经比过去好上太多。她还有闲心拎起画笔，在一些石头上画些漂亮的画像。
1979年新年时，他们在海边从黄昏坐到子夜。海边很多人在放烟花，那些短暂的美丽点缀了海岛的夜晚。他们像恋爱时一样偎倚在一起，两人没有多说话，感觉心却是又静又好。
十二点钟声响声时，三毛闭眼许愿，愿望只有一句：但愿人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