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的过程都大体清楚了，现在最重要地是抓捕袁丽丽以及刘某、袁某这三个在本案中事关重大的人物。各个小组又一次会合开了新的一次案情分析会，各自把手里掌握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后，制订了新的方案。
很快，犯罪嫌疑人袁丽丽在市里她姐家被抓获，另一对少年男女也被警方在县城逮个正着。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所以也没过多抵赖，爽爽快快就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从袁丽丽的供述中，有五名在职的公职人员浮出水面：冯止扬（县职业高中教师）、李受名（县移民办主任）、陈梦冉（县某区国土所所长）、黄用良（县社保局干部）、陈春（某镇司法所干部）。此外，还有参与此案的县人大代表木明忠和出租车司机冯勇。上述七人在被袁丽丽供出来后已经落入警方的法网。
袁丽丽交待，她只是负责提供场所并出面邀请嫖客，至于刘某和袁某带来的那些女生是什么来路，怎么来的，她一概不知情。那些嫖客是她以前开旅社的时候就认识的。共有十一名女学生被刘某他们带来过，只不过看得出她们都怕袁某，开始是要他们去接才来，后来有些就自己放学后过来问问有没有生意可做，接一两个客人拿点钱以后才回家。
刘某和袁某也分别交待，因为袁某吸毒，常为毒资发愁，认识袁丽丽后，双方一拍即合。他们就到各个学校去寻找看上去胆子小的女生，带到出租屋后，以打毒针、拍裸照、打骂等方式威胁后，那些女生都很怕这些，就被迫答应替他们做事。有时货源准备不充分，他们就假装说只要带“替死鬼”来，就可以放过，这些小女生都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同学朋友拉来垫背。
袁丽丽辩称说，在清水县，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那个老鬼身体不好死在**，她们肯定也不会暴露。她说，清水县有很多煤窑，煤老板大多数都很有钱，玩“书包妹”（即***）的风气就是他们引出来的。以前曾有个煤老板因为玩书包妹被捕，花了二十多万摆平了这事以后，大家都开始仿效起来。有些人的客户、朋友来了，都是用花钱请他们玩书包妹作为招待的方式，这种方式在那些人眼里觉得很高档，表达的诚意很隆重。她还说，曾经有个煤老板在闲聊的时候告诉过她，他们普遍认为妓女被很多人嫖过，很脏，可是书包妹就不一样了，既年轻又单纯，要求又不多，有些书包妹被包久了，有了感情还会帮着洗衣服收拾家务。那个人向她炫耀过，说每个月花800-1200元包了一个书包妹，不仅陪他睡，还帮他料理家务，洗衣服做饭。
从刘某和袁某的供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水县不仅仅是色情交易发达，毒品也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清水县，相当大一部份青少年都染有毒瘾，市面上流行的毒品主要是K粉、麻黄素和海洛因。有许多吸毒的少年从家里要不到钱就偷，家里偷不到就发展到向外面去偷、抢、骗。还有些也向袁某这样，为参与色情交易者提供货源，拐骗自己的家人、朋友、同学中的小女生出来，从中捞取介绍费、嫖资等好处。由于清水县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毒品在这里是屡禁不止，大量毒品的犯滥又引发另一种危害社会秩序的事物滋生，那就是江湖帮派。在清水县，青少年们都知道，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必须依靠帮派，不光是男生和学习差的学生，要想安心学习，好好读书，就连女生和成绩好的学生也不例外，都得加入帮会寻求“靠山”。袁某说，在清水县，学生加入帮会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迫的，但都有个共同点，加入帮会就一定要接受帮规的管束。各个帮的帮规都大同小异，其中最雷同的就是每天都必须上交一定数额的保护费，或者把一部份偷来抢来的东西上交。而且还有一条，如果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或者老师，一律砍断手脚。清水县有多少帮派没人能说清，但著名的几大帮派就像传销一样各自发展下线，形成有一定规模的网络。这几大帮派为抢夺地盘水火不容，经常发生械斗，只要捉到对方帮派成员，往往就是一顿毒打，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有些还被打成残疾。
毒品因为它的利益可观，在帮会的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些帮派成员中，青少年只是处于底层的人物，在金字塔的上端，是毒贩和黑社会的头目。正是在他们的授意和驱使下，吸毒的少年才勾搭起社会上一些不法份子，威逼利诱不懂事的***们出来坐台、当鸡赚钱供养他们。
清水学生被迫卖春案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虽然并不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师强迫学生卖**，可是事件背后的真实不得不引人深思。在这十一名女生中，多名女生被奸污时，都不足十四周岁，面对如此弱小的女性未成年人，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可在她们遭受性侵犯时，有谁来保护她们？这些未成年的少女，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蒙受了巨大的创伤。就算对犯罪份子进行严罚，也无法弥补她们身心上的伤害，这些可怜的女孩，可能终生会生活在这件事的阴影里，甚至会一辈子都受到封建思想和传统性别观念的歧视。
清水县这件案子的影响是恶劣的，它不但暴露出某些公职人员政治觉悟的薄弱、道德意识的沦丧；更多地是造成群众社会良知的泯灭，还严重挫伤公众对政府法治建设的信心。这个案件是结束了，可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