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恐怕是在写作第二篇、第三篇第一节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黑格尔关于精神的统治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就在第一篇第二节里。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的理由。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5]。进而，“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6]，哲学家们登场的同时，被统治阶级却“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7]。
然而，“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8]，那么所谓的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式的颠倒就产生了。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到，每一个统治阶级为了代替旧统治阶级而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必须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更普遍性的形式，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将会变得越来越抽象。
上述逻辑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但如果从时代的现实、生活来解释思想的产生，那它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它还没有说清德国意识形态特有的思想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观点区别开来。
3.德国的局部地区性和德国的意识形态
涉及德国意识形态特有的思想内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写作的第三篇第二节。这是研究德国市民阶级历史的成果，它从德国的局部地区性出发，解释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首先，“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9]，“思维从开头就是按照需要时而消灭时而出现的个人整个生活中的一个因素”[10]。如果说思维对于意识来说是本质之一的话，那它就是对第一篇第一节中恩格斯关于意识和历史的关系的外在把握的克服。在研究意识的颠倒的过程中，关于意识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柏林的教书匠“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而且对于这个毫无抵抗的人成为一种惰性力量”[1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试图从生活的内容出发来说明意识为什么颠倒，抽象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产生，并从德国的局部地区性来说明德国特定的意识形态。关于是否能超越这种局部地区性，他们认为与“世界交往”的“关联程度有关”。进而，关于施蒂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自己的生活连一个实际的存在都不是，而且因为它只存在于‘纯粹的’反思中，由于存在总是在他和他的反思之外，所以他的力图把反思想像成为某种实体的东西，也成为徒劳。”[12]
综上所述，在与“世界交往”隔绝的局部范围内，不以生活为对象的反思将会导致抽象的思维，将会产生出那种以为仅靠意识就能改变历史的颠倒的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与到目前为止对意识形态的形成所作的说明相比，这种以紧密联系与生活的媒介关系为基础，针对意识的颠倒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说明可以说还算是成功的。
但是，是不是只要经验了“世界交往”，意识形态的颠倒就不会发生了呢。应该说，正是在“世界交往”中，近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会形成。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德国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德国意识形态在内的近代社会结构中的意识的颠倒。虽然马克思通过分析历史的社会结构、认识到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巨大的生产力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以及世界交往，并作出了相应的栏外标注，但这种认识并不能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第一篇第三节、第三篇第三节中才真正说清这个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