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被作为“实践的、现实的”来认识的意识，“从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的产物”[21]了。这样一来，意识在当初“就是关于身边的感性环境的意识，是意识到自我的个人外部的其他人或事物之间狭隘的意识”[22]。然而，不管这种意识如何狭隘，人类意识的固有性存在于这种被意识到的关系之中。而且，这种关联作为“关系形态”对于“我而言是现存的”。所以，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只能通过与“我”的关系来把握，是以“我”为媒介的关系形态。可以说，马克思是把自我意识作为与自然以及社会相关的两重的自我关系形态来理解的。
4.交往和自我意识
《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人的、批判的、利己的意识”的批判角度定位于彻底的唯物史观。即，不管是“人类”也好“自我意识”也好，或者是“唯一者”，只要是舍弃了历史的各种前提，换句话说，只要切断了与“现实中的，活动在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独立于他们意志的各种物质的、独立的限制、前提、条件下的个人”的联系，就必须将隐藏在他们深处的“颠倒性”揭露出来。所以，批判这种虚伪的意识，不能仅仅将它作为某种“幻想”抛弃，而是要弄清它的颠倒性的产生根源。即使所有的人类关系在意识形态里都像“箱式照相机”那样呈现出倒立的图像，正如视网膜上的对象物的倒立生根于人的直接肉体一样，这种颠倒现象也是起源于人的历史的生活过程，我们必须弄清这一点。马克思积极的“自我意识论”蕴含在上述问题角度里，展开这一理论的钥匙正是“交往”概念。
所谓的“交往”一般来说，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市民社会中“包括商品交换、商业往来、商品流通、贸易等在内的概念”[23]，其含义不得不说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是分两种情况来论述“交往”概念的。一方面，他通过“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关系来把握作为“生产关系”[24]、“生产形式”[25]的“交往形态”。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交往还包括“精神交往”所体现的“精神的生产”。首先，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
关于生产与交往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交往受到生产的限制，但生产本身也是以交往的程度为前提的，也就是“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26]。从农业劳动到工业和商业的分离，这种分工体制的扩张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促进了生产者和专门负责商品交往的商人的分离。组织商队来往于各个城市之间的商人阶级的形成，为跨越城市周边地区的“商业的结合”提供了现实性。这样一来，单一城市的孤立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加深、需求的扩大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某个地区的生产力，尤其是在某种发明之后获得的飞跃性发展，与“交往的扩张息息相关”[27]也是言不为过的。实际上，“工厂手工业最初的开端，是以与外部的国民的交往为历史前提的”[28]。例子之一就是，“美国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推动了交往的扩张”，这种扩张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样一来，“交往变成了世界交往，大工业成了基础，全体国民都被卷入竞争的时代的到来，确保了生产力的持续性”[29]。但是，这种关系反过来会对交往形态产生反作用，也就是生产力成为交往形态的“破坏力”的时候。到那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原有交往形态会被更发达的，更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交往形态替代。这种生产力对交往形态的关系与个人的交往和自己活动的关系相连，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交往的另一个侧面，即之前提到的“精神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