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共同存在性”。他强调共同存在性是通过交往这一相互补充行为而获得自我确证的。所以，共同存在性这一人的本质不是放置在彼岸的理念，也不是以异化的形态被固定化。马克思是通过对货币这一交换媒介的本质分析来认识这一点的。所谓货币的本质，是“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10]。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将“产品的交换”作为“人的、社会的行为”来把握的。在私人所有之下，“产生交换的人的媒介运动，既不是任何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人的运动，也不是人的关系”[11]。但即使是抽象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价值的形式，或者说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这一点是事实。所以，“人的共同本质，以及证明自己的人类本质、类的生活、人为了证明真正的人类生活而制造的相互补充行为”[12]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通过商业这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但关于这一点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如国民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将社会交往的异化形态以一种本质的本源的，与人的本分相符的形式固定下来”。倒不如说，作为人的本质的共同存在性，作为“个人的需求和利己主义”的产物表现出来这一点，说明“这个被异化的人类社会是人的现实的共同存在性，即人的真正类的生活的讽刺画，所以它的活动是一种苦恼，它自身的产物成为与它疏远的力量，它的财富作为一种贫困，它与其他人的本质纽带作为一种非本质的纽带表现”[13]出来而已。对于私人所有者而言，即使交换的目的在于利己的盈利心，“社会的相互补充正是以利己主义这种露骨的‘异化交往’形式才得以实现”[14]。
3.意识成立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的意识考察的最显著特征是，他把意识作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形态的节点。换句话说，意识是人在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联中两重的自我关系形态。为了明确这一点，笔者首先想探讨一下意识成立的历史性前提。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开创全部人类史的前提，既不是通过把以后发展阶段的个人塞入到以前的阶段，将后代的意识强加给前代个人的“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也不是“通过最开始舍弃各种现实条件的颠倒性，将全部历史变为意识的发展过程”，而是“活的人类个体的生存”[15]。原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人必须可以生活下去”[16]。衣食住穿等都属于这种生活的要素。所以，“首要的历史行为”是创造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而且，这一首要前提指的不仅仅是现实个人的获取性，同时也是指“眼前既存的生活条件和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各种生活条件”[17]。另外，最初的需求的满足会引导出新的需求，于是第二前提就成了“新需求的创造”[18]。第三前提是他人生活的生产也就是繁殖。生活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的自己生活的生产或是通过繁殖的他人生活的生产，既是自然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这是第四点。正是在考察了“本源的历史关系的四大契机，四个侧面”之后，才能说“人是具有意识的”。当然，这种意识不是所谓的“纯粹”意识之类，而是现实的活动的个人的意识。所以，意识的生产从一开始就“编入了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中”[19]。因此可以说，“语言和意识是同年龄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