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坚持自我意识纯粹化的鲍威尔来说，费尔巴哈最多只是在和对象的现实的关系中去把握自我意识的现实性的。他通过坚持自我意识的感性的对象性，勇敢地对宗教的异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包含一个向本我回归的要求。费尔巴哈试图通过“主语和述语的颠倒的逻辑”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说，问题在于“设定主体在以脱离异化为目标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态度”[1]。费尔巴哈的个体认识不是单纯地与普遍主义相对立的个体主义，他认为，正因为个体是受动的所以也是能动的主体，他把个体放到“互为主体的关系”[2]中去把握。始终贯穿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认识论的一点是，拥有“差别性”、“多样性”的个体存在正因为是有限的，所以才会相互补充，相互关联。费尔巴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3]因此，他对人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深意，不能简单地根据马克思曾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来进行否定。倒不如说，马克思在自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4]这一点，才是费尔巴哈个体认识论的基础。[5]
1.作为转换轴的感性
1828年的学位论文“关于单一的、无限的、普遍的理性”是费尔巴哈受到黑格尔的启发和引导而开始自己的哲学思索之路的代表作，其中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费尔巴哈的“普遍主义”。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证实普遍的理性主义，即作为人的概念性思维作用出现在眼前的理性的普遍性。
如果我们将上述观点和之后费尔巴哈的思想形成历程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对比。[6]在他的学位论文中，费尔巴哈反对那种赋予人类理性一定的界限，而且不允许任何精神超出这个界限的“通俗哲学的最高命题”[7]，他极力主张理性的无限性。但是，这种理性的无限性乃至普遍性最多只是在概念性思维的水平上达到了，而不是在感性上。他在学位论文中认为感性只不过是断绝通往普遍性之路的“个别事物”而已。感觉到的事物——例如头疼——不能离开获得感觉的我而出现在面前。即使可以借助语言告诉其他人自己的痛感，但这时我的“所有感觉已经转移成了概念，这些感觉的感性特质已经消失了”[8]。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感觉到的头疼会成为其他人的头疼。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感性的本性是以无法传达给其他人为特征的”[9]。所以，所谓的感性是将我与其他人分离的事物，而不是结合。感性经验——只要是感性的——“只属于我自己，封闭在我内部”[10]。也就是说，我通过“概念性思维”掌握的“各种概念”，不仅仅是我的，也是与本我相通的“人类的绝对本质”[11]。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类的绝对本质的各种概念“固有于自己”[12]的同时，也是其他人的固有之物。即使感觉本身的传达是不可能的，但“各种概念的交换”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个体通过各种概念的交换成为了“类”的人。“我，只要有思维，就可能是其他的自己，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其他的自己的本质也是我的本质。”[13]所以，“通过概念性思维，我即使被拉回到自己的最深处，同时也是在所有的侧面开放了我。换言之，我通过深入自身而开放自己”[14]。
如上所述，费尔巴哈通过概念性思维这一“最高单纯性中的双重，反之亦然”[15]的“普遍形态”[16]，来认识超越分散个体的共同性——类。并且，在这个类中，他看到了作为“所有个体的、单一的普遍实体”的理性的现实性。
然而，上述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建构的理性普遍主义，在他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被转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