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施蒂纳类的存在论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为基础，并结合自己的生产劳动观，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einGattungswesen）”[1]理论。[2]这是马克思自他的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来，将鲍威尔站在“理想主义”立场上的“自我意识”论进行了本质转换的结果。[3]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始终抽象地议论“人”的费尔巴哈，并且不再使用类存在物或者“类（Gattung）”这样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人类观。关于历史的第一前提，马克思不再使用人类一般，而是开始较多地使用“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这样的概念。而且，在马克思之前几个月执笔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德意志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一观点，在其中马克思提到“人的本质只有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去把握”。
那么，这种变化与施蒂纳的类存在物理论批判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人类观的根本转变，或是对类存在物理论的全面否定吗？
首先，让我们从施蒂纳的角度来探讨。[6]对施蒂纳而言，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类存在物理论，“将我和人完全同一化，捏造并提出我必须成为‘现实的类存在物’这种要求”[7]。并且，根据施蒂纳的思维方式，类存在物理论是一种否定唯一的“肉体”[8]的自我，而去与外部的普遍理念同一化的“理想主义”[9]立场而已。所以，对这种类存在物理论的批判，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人与世界相互关联中的个别性与普遍性、肉体性与观念性的关系问题。
施蒂纳自己在进行这一批判的时候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对他而言，人是“在混沌世界里找到自己，获得自己”[10]的存在，人对世界的理解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理想主义”阶段以及“利己主义”阶段。
首先，施蒂纳认为现实主义如果用人生来做比喻，就是人在“儿童”[11]期思考问题的方式，从世界史的维度上看，就是“基督以前的”“古代人”[12]采取的立场。他们的活动是跪拜于“现实事物”[13]的“自然的冲动”[14]，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的行动原则。他们因为害怕苦痛所以屈服于“棍棒”[15]。而且，他们是带着一种“这个世界的所有世俗关系都是神圣的，渺小的他们在这种圣物面前只能俯首称臣”[16]的心情生活的，他们完全是“感性的人”[17]。在这种现实崇拜中，自然和个别的纽带是生活的全部，它们存在于相互的“自我主张的斗争”[18]中。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某种普遍理念认为自己拥有优越于现实事物的价值。
然而，对于理想主义来说，“古代人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19]。实际上，在现实主义的现实崇拜中，人不得不苦于外界的支配。另一方面，只要人是寻求从这种支配中“解放”出来的存在物，就会从自身发现打败敌人的“勇气”和“聪明才智”。在这种情况下，人成为了某种“精神”[20]。也就是说，理想主义是对抗外部现实支配的“最初的自我发现”[21]。这样一来，人就从现实崇拜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获得了自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