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简单的捕鱼、采水，到涉及多道工序的冶金、化工、武器制造、船舶改装。
从单一的鱼水盐竹，到涵盖农业、畜牧、渔业、手工业、工业的多样化产业体系。
劳动的种类和价值千差万别。
一个在墨海矿区操作重型打捞设备的技术工人，和一个照料小鸡的养殖员，他们的劳动时长或许相近。
但劳动强度，风险，所需技能和对整体发展的贡献度显然难以直接等同。
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是从零开始的。
这里没有任何历史遗留的货币体系或经济结构包袱。
每个人降临伊始，除了自身的劳动力最核心的资产就是两样。
具有强烈人身属性的基本载具以及差异巨大的个人馈赠物品或能力。
从降临发展至今，一切产品上凝聚的人类劳动从未如此清晰。
一把铜矛的价值清晰体现在它消耗的矿石，燃料，工人的劳动上。
一颗土豆的价值联系着种植槽，种子，肥料和农民的照料。
每一件成品从原料到工具都离不开人的劳动。
但问题就在于，如何用一种通用的尺度去量化这些属性，工序、贡献度不同的劳动？
劳动票据曾试图用工时作为尺度，但它现在已经无法平衡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差异。
此外，票据体系也难以有效调节日益丰富的消费品分配。
当产品种类很少时，计划调配尚可应付。
但当产品多样，更好的食物、更舒适的衣服、更有效率的工具……如何决定谁有资格获得、获得多少？
完全按计划平均分配只会挫伤生产积极性。
按票据分配又无法体现不同劳动的价值差异，也无法应对馈赠带来的非劳动性价值。
归根结底，票据体系的价值锚定过于单一，已经无法精准反映复杂生产活动中千差万别的劳动。
更无法适应个人载具、馈赠能力这些带有强烈人身属性所带来的分配问题。
它就像一件儿童尺码的衣服，已经无法包裹住成长壮大的躯体。
“墨海矿区的工人反映，他们的工作环境最危险，对金属原料的贡献也最直接，但其获得的资源并没有明显体现出与其他工种的差距。”工业局的代表率先提出。
“农业的一些同志也有说法，那些试验田短时间内无法满足供应需求，但将他们的资源供应按生产人员算，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组内分配的份额，所有产物都直接上交，要求将他们的人员性质先按脱产算。”
组内份额分配源自早期互助小队的基础资源分配制度。
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小队内部的资源足够生存，在汇合之后这一制度被延续在每一个生产单位。
比如一艘帆渔船构成的生产单位，其捕捞的鱼获会有一部分由单位内部消化。
而农业由于刚刚起步，一切作物全部留种扩大生产，即便是次品也会当做饲料储备。
“还有前方探索和作战的同志……”
陈伟国在会前和陈至沟通了很长时间。
陈至作为整个区域内贡献馈赠物品最多的人，其特殊性能够在整个分配体系上占据一极。
他贡献的物资是区域的第一桶金，也是区域工业发展的起点。
这些馈赠物品无法用劳动来衡量。
它们并非直接生产活动的产物，但其价值，尤其是早期的青铜武器对发展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在新的分配体系中如何定位陈至的贡献关乎他的切身利益。
陈至之前很少考虑这些，他本身所处的位置已经有足够的话语权决定自身资源的配置。
但这次不一样，不仅关系到未来的体系定位，还关系到集体利益与重大贡献者的利益平衡。
问题清单被一项项厘清。
先行讨论出结果的是关于载具的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