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所显示的一个基本方向。
马克思生活于19世纪，当然没有遇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科技革命，但是，只要对《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加以认真研究的话，不难看到：马克思虽然没有谈到现代科技革命的具体内容，但他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研究，对科技革命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科学预见，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变革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指南，以致连首先提出“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美国学者贝尔（尽管他不信服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发展的许多方面很久前就已被人预见到，例如，圣西门和马克思早就极为关注技术人员和科学在社会转变中的决定作用。[42]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
其一，科技革命加快了社会形态的转换。在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往往以人服从于自然力为前提；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生产的发展则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尤其自大工业生产开始以来，“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3]。这就意味着，科学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发生着质的变化，并有力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随着直接劳动同科学劳动（即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相比日益变为从属的要素，科学技术不仅促使以往传统生产方式解体，而且也促使资本这一统治生产的方式走向解体，以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形式。马克思还认为，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日益增强，现代通讯（即今天所说的信息传递）的社会地位也凸显出来，这就孕育着改变旧的社会形态的巨大可能性：人们试图通过各种通讯渠道了解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就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44]这一切，都加剧了新旧社会形态的转换。
其二，科技革命加速了财富的创造。马克思的财富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但他对劳动价值论具有全面的、历史的理解。在他看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将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的力量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把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是社会发展缓慢、尚未摆脱贫困状态的表征；而把人的自由时间即人的聪明才智发挥的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则是社会日益发展、日益走向富裕的表征。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将是人的智力和潜能素质的全面发挥。[45]在现代化进程中，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以人才优势弥补资源劣势，从教育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成功的秘密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