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改革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天主教会的腐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化发展的综合反映。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16世纪初期由德国首先兴起的，而后遍及全欧洲，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宗教改革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泛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运用宗教改革的形式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呢？这是由当时西方封建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20]，它在宗教的旗帜下把整个西欧社会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天主教会如同世俗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行政和财政机构；罗马教廷每年都从各国获得大量贡税；为了显示天主教的权威，罗马教廷往往不遗余力地干涉欧洲各国的内政以及敌对国之间的战争。在资产阶级还未成长壮大之前，各国王权均十分软弱，需要教会势力的保护，因而尚能对教廷采取容忍态度。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开始形成壮大起来，因而各国与罗马教廷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那些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大力支持而使王权强大起来的国家，日益迫切需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受制于王权的民族教会，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针对教会的攻击。……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21]。另外，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要运用宗教改革的形式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即在西欧封建社会，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宗教徒，宗教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情感上打下非常深的烙印。这样，新兴资产阶级要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不能离开这样的“国情”，必须在宗教的感召下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斗争。“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2]宗教改革的广泛推行，使西欧天主教会以至整个封建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宗教改革期间，“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23]。在当时，不仅英国和很多地方天主教掌握的教会土地有些转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里，而且信奉路德教的教会土地也转到了世俗封建主手里，尽管后者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但由于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24]所以，宗教改革剧烈撼动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宗教改革对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封建势力的沉重打击上，而且表现在对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弘扬上。韦伯单纯用宗教伦理的观点来解释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因固然不对，但否定发展动因上的“宗教伦理说”并不是要否定宗教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因为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神，毕竟对人们的观念、信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西方宗教改革过程中所提出的个人与上帝可以直接对话的观点、个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得救的观点、节俭禁欲以去投资创业的观点等，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奋发向上、追求业绩的文化氛围；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新的道德观，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宗教改革可以称得上“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