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酿成了今天特有的现代性困境或危机。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与危机？众多学派和学者都予以批判性地检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像活跃在20世纪西方哲坛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至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现代性的主要批判者，都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意见。在这些意见中，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吉登斯和罗尔斯等现代主义思想家等提出的修正批判。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他认为现代性的事业未竟，需要通过克服其缺陷来继续加以推进，因而反对全盘否定理性的做法，主张在揭露和认识“主体中心理性”错误实质之后，从原来的“意识哲学”范式中解放出来，来实现一种新的范式的转换，即用“交往理性”来作为现代性重构的理论基础。吉登斯把突出“自反性”（reflectivity）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在谈论现代性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因为在当代社会中，现代化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31]，用“自反的现代性”和“自反的现代化”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和“简单的现代化”。罗尔斯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公共理性”来补充传统的个人理性观念，并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所组成的多元社会，社会成员由于其所信奉各自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要使这样的多元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必须在公民中实现一种“重叠共识”，即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达到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形成的基础就是“公共理性”。
应当看到，上述意见对现代性病症的诊断是有益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则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而是大可质疑的。这些意见的共同特点是把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现代性本身，尤其是文化价值观念本身，试图从这些文化观念的重建和重整过程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这是一种典型的泛文化主义立场。
马克思也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做过深入的思考，但其所持的基本立场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2]。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批判：一是理论批判；二是实践批判。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理论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33]，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以，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一鲜明特征决定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有别于上述其他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