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高速运行的社会，客观上突出了社会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假如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发展将会出现曲折甚至走向夭折。因此，无论马克思，还是其他发展论者，在谈到现代社会发展时，都要论及社会的调节、控制与管理。马克思关于这些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之中。这些分析尽管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但它对于任何现代社会的发展均有普遍意义。
1.现代社会的调节。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几千年一贯制，人们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分工不发达，无社会化生产，因而并不突出社会的整体调节与协调的问题。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以及东方的亚细亚社会，大多是以庄园和村社为生产、消费单位，封建领主和村社家长完全承担了庄园、村社的组织协调功能。尤其是在亚细亚社会中，人们的大部分行为都与家系有关，家长负责家庭成员的行动，而村长则有权监督家长的品行，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根本用不着专门的社会组织来组织、协调。当然，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超出村社范围内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但这些矛盾与问题往往是通过周期性的“乱—治”得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社会有组织的、经常的协调予以消除的。正因如此，社会常常出现剧烈的动**，以致社会发展运行常常受到很大挫折与影响。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在乱与治的不停动**中发展过来的，这种动**过程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更大程度上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其历史意义就在于结束了这种“乱—治”的循环周期，使社会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不像现在这么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用不着多少调节。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产能力还是比较低下的，相应地，人对自然的征服作用也还是比较弱小的，因而不至于产生出今天这样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某些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受到人为的破坏，但这种“创伤”经过自然界本身的慢慢休整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医治，所以用不着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来对待，以致像今天这样敲起“警钟”。
而在现代社会，社会调节与协调的问题则日益突出起来了。且不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工业中日益紧张起来，更主要的是经济生活的矛盾逐渐复杂起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只要是商品经济，只要是社会化生产，本身就蕴含着经济失衡、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本身就潜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分析货币的流通手段时就谈到，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买就是卖，卖就是买，时空上是统一的。而货币一旦加入流通，便使商品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卖者不一定马上就买，或者不一定在此地买，这就使一部分人的商品卖不出去。如果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就不能实现，其中所耗费的私人劳动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于是流通就会中断，一部分生产能力将闲置和浪费。所以，货币交换“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另外，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链条与抵消支付的结账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如果某一环节上出了故障，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起整个链条的混乱，造成整个信用的崩溃。这在信用制度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