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黑到底娶到老婆了没有？
看到我就知道了，我是大黑的孙辈，也就是说大黑是我的祖父。我们这家姓氏为孙，我祖父叫孙大黑。
而我父亲叫孙有福，而我叫孙亮途，意思就是前途一片光明。
我祖父大黑是生活在民国末的人，而我父亲孙有福曾经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幸好我父亲机灵，知道迷途知返，最后勇敢的投身于共产党伟大的解放事业中，为伟大的祖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
后来到1949年后，我父亲知道急流勇退，避免我现在生活这个年代的悲剧，是的，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为祖国打击资产阶级余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得不说1969年到1979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说是阴暗与光明共存的一个时代。
很多从这个年代走出来的人，在经历过人世沉浮过后，每个人身体里都沉淀下来了一股因子，要么是积极向上，朴实无华，要么是卑鄙狭小，自私自利。
而我当时就处于这个年代，我明白那个时代所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和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在伟大的号召下‘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有大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知青跟着时代的潮流涌到了大西北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山村里。
来到这里后，我并没有什么不适应，我不像那些从大城市下来的人一样，吃不得苦，埋怨条件差。
我认为我也是半个农村人，因为我祖父本就是一个农村里的人。后来生了我父亲，经过我父亲的努力，我们后来就搬到了城里来住。
这次趁着伟大的主席的号召这股大春风下，我正好归入自己的生我养我的土地里去，藉此回报祖国的养育之恩，燃放自己身体的余热，争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再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当时与我同来的还有另外几个知青，分别是两男三女，全是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原因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到了村子里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是公社生产大队长，带着浓厚的山西口音，在台上稀里哗啦的讲了一番，我大致明白应该是欢迎我们的话语。
之后为我们安排了住处。
我们六个人分住在两个窑洞里，男的住一个，女的住一个。
我们六个人在晚上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我们先是互相通报了姓名。
先站起来的是一个胖子，长的浑圆，剪了一个寸头，穿着一军服，下身套着一条像是西裤，他咧开嘴，大大咧咧的说道：“我叫马平川，一马平川的马，一马平川的平，一马平川的川，是从湖南过来支援大西北的建设的。”
这时候有人开口了说道：“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诞生的地方，语气里带着崇敬的味道。”
之后大家一一介绍了自己，两个姑娘一个张云，一个叫白兰，还有一个从首都下来的男知青，名字叫李杰。
只有一个女生看起来有点扭捏，像是不愿意说话一般。最后像是挣扎一般从嘴里吐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丘陵。
最后一个是我。
“丘陵，”有一个人在嘴里重复了一遍，“怎么取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
我这时候为了缓解那个女生的尴尬说道：“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奉献精神，这么些年多少无名之辈默默地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啊！”
我这番话估摸着勾起大家的壮志情怀，大家都正了正了面色，看着我，马胖子居然站起来鼓掌。我有点不好意思，说道：“都是人民教导的好。”
最后散会了马胖子过来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看咱哥俩真投缘，名字都很搭，以后要互相关照，”因为马胖子是从南方过来，说着普通话带着很重的方言味，弄的我差点听错了。
我想了想，一个叫孙亮途，一个叫马平川，确实有那么一点味道。
就此之后，我和马胖子厮混的算是比较熟了。
那个从北京下来的男知青李杰，是一个猾头，整天贴着公社的生产队长拍须溜马。因此他干的活都很轻，甚至有时候都不用干活。
因此他脱离了人民群众路线，我和马胖子对他是非常鄙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