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为赴朝人员请功的咨文是阴历七月二十三（公元1882年9月5日）递达天津的，而李鸿章也恰恰是这一天赶回天津。
李鸿章的老母亲在三月初病故，他奏请回籍守制，并推荐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守制应当三年，但北洋驻军皆是李鸿章的旧部，北洋水师正在筹建之中，各国通商事务又离不开他，因此朝廷只准他穿孝百日，百日之后即回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而且说明，一旦有紧急外交事务，他必须随时回天津。
结果，穿孝将满百日时，朝鲜壬午兵变发生。朝廷连下两道旨意，让安徽巡抚裕禄传知李鸿章速回天津，勿稍迟缓。李鸿章回天津途中去见两江总督左宗棠，商议海防事宜，因为法国在越南闹，日本又在朝鲜寻衅，不能不统筹考虑。结果“睥睨天下”的左宗棠豪情满怀，对法国根本不放在眼里：“不怕他们来，我怕的是他们不来，他们的军舰若敢来两江，让他有来无回。”对日本更是蔑视，并对李鸿章说，“少荃，不要被洋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挺起腰来说话，洋人吃不了人。”真是把李鸿章的鼻子都气歪了。
李鸿章办外交讲的是“和为贵”，能不战就不战，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太久，需要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来追赶列国。他常用的外交手段是“以夷制夷”，遇事请列国调停，避免发生战事。这次朝鲜兵变又事涉日本，他不想与日本冲突，因此并不主张出兵。而代他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对这些年中国外交太过软弱早有不满，如果日本以兵势胁迫朝鲜，或者将国王掳去，朝鲜岂不会成为第二个琉球？那他张树声就是通国皆曰可杀的罪人！所以他上奏朝廷，坚决主张派兵赴朝。李、张二人在是否出兵上已经不谐。
派谁去朝鲜，派多少人，两人又有不同意见。李鸿章写信给张树声，认为：“调派陆军，尤须妥筹，由陆则道路阻长，雨水多滞，转运费艰；由水则兵船装载无多，商船租雇费力。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俟眉叔等到彼察看情势，再行禀办。派兵则宜少不宜多，护卫亲兵两营小队可矣。若大举，有战事，唯铭军在后路可调，统将勇而乏谋，似须添派稍有智略如吴殿元辈会同照料，方能操纵合宜。”驻登州的吴长庆则根本不在李鸿章的视线内。而张树声认为派兵入朝，登州吴长庆一军最合适，他上奏朝廷说：“吴长庆纪律严明，素谙权略，当能随机应变。至朝鲜事局多艰，靖乱扶危，尤在乘时审势，取决当几。吴长庆到朝后，凡紧要机宜，应请由该提督相度筹办，仍一面咨商臣处，随时奏陈，以应事机而纾宵旰。”而入朝的人数，则主张登州六营全部入朝，而且还要调后续部队以备支援。结果朝廷又采纳了吴长庆的建议，让李鸿章大为失落。
更让李鸿章尴尬的是，吴长庆入朝后快刀斩乱麻，智擒大院君，平定了叛乱，让日本无从插手朝鲜局势。京中清流对此纷纷称赞，认为这显示了宗主国该有的威风，两相对比，李鸿章奉行的“和为贵”主张更显不得人心。而且英、德、美等国对清廷此举也颇为赞赏，美国驻华公使就此发表见解，认为：“朝鲜之属于中国已数百年，众所周知。此次中国发兵往定内乱，具有担当，所为实合公法。”这些风声李鸿章也听到一些，所以一到天津，看到吴长庆请功的咨文，心里是又酸又涩。他与张树声礼节性的见过一面后，当晚召集心腹幕僚天津海关道周馥坦露心迹。
“兰溪，有人为这次平乱大唱赞歌，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李鸿章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是，如果这件事是中堂来办，同样的结果，那些人未必会这样欢天喜地。中堂其实也不必介意，主政日久，难免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周馥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