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陈树棠在办理商务问题时堪称一把好手，先后与朝鲜签订通商章程三项，在仁川、釜山、元山等通商口岸开辟了华商专用地界（类似租界），在朝经商中国商民由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近千人，华商经济实力直逼先于中国进入朝鲜经商的日本人。
不过，陈树棠到朝鲜却不仅仅交涉商务，还要办理与朝鲜的外交，同时帮助朝鲜处理棘手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明显力不从心，尤其无法与袁世凯相比。甲申政变中，他对形势的掌握不及袁世凯及时准确，而在处理意见上与吴兆有、张光前一样没有袁世凯果决、刚毅。更让人嗤笑的是，他的家仆被日本使馆卫兵打死，他竟然连一句硬话也不敢说，而是拍电报给驻日公使徐承祖，问他像这种情形日本人会怎么处理。徐承祖对他的软弱很不满，发报给李鸿章要求兼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派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国，在写给朝鲜国王的信中盛赞袁世凯“才识英敏，少年老成，前在贵国捍卫有功，与政府气谊相投，情形均熟，可资指臂之助”。陈袁以代，在汉城已经不是秘密，甚至日本公使还直接派人询问陈树棠，袁世凯何时接办其职。
处境如此尴尬，陈树棠也自知难安其位，不如识趣求退。所以袁世凯尚未返回天津，他回国养病的请示就递到了李鸿章案头。这也正合李鸿章心意，但他却不能立即做出决断，他看一下袁世凯这趟差使到底办得如何，毕竟他太年轻，不能不慎之又慎。
袁世凯九月中旬回到天津，李鸿章立即接见，听他详述赴朝过程，这一听就是一个多时辰，期间频频点头，满脸是赞许的神色。尤其对袁世凯的《摘奸论》更是拍案赞赏：“慰廷，难得你有如此见识。回头把全文拿一份给我，我倒要仔细看看。”
袁世凯有备而来，从衣袋里取出抄录的《摘奸论》双手捧上道：“卑职怕里面有什么不合适的话，早就备了一份，请中堂训示。”
李鸿章戴上西洋老花镜，津津有味读了一遍后道：“贼娘的，弄得真不错。”
“贼娘的”是李鸿章的口头语，不满意时会脱口而出，那是骂人；此时则完全是赞赏的语气。
“不怕中堂骂，就怕中堂笑”，这是人所共知，被李鸿章骂一句“贼娘的”，那是受赏识的征兆，如果他客客气气，反而前途无望。袁世凯“被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李鸿章主意已定，也不必再瞒：“慰廷，我打算派你去朝鲜接替陈茇南，他身体不好，已经请辞回国。我给你一个月的假，回家尽快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
“谢中堂提携之恩。”袁世凯当即离座，跪地磕头。
李鸿章摆摆手道：“快给我滚起来，别弄这些虚礼，我也不要你谢，将来好好当差，替我打理好朝鲜，比哄个都强。”
“哄个”是合肥土话，相当于官话的“什么”。
“卑职一定竭尽驽钝，全力为中堂分忧。”袁世凯起身归座，复又站起来道，“卑职还有一请，请中堂示下。”
“你说，我能做的都无不可。”
“将来卑职赴朝履职，可否将名头改一改？”陈树棠在朝鲜的职务全称是“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凡事认真计较的各国公使，对陈树棠以商务委员身份兼办外交事务颇有微词。袁世凯的意思，应该将办理外交的意思加进去。
“朝鲜是中国的属邦，不同于西洋列国，当然不能像派驻各国的外交使臣身份一样。”李鸿章所说当然有道理，但各国驻朝使臣却认为与国际公法不合，既然是商务委员，就没有办理外交的权力。
“中堂所说当然是至理，但洋人抠字眼，咱们不妨也在文字上动动脑筋。”袁世凯依然相请。
“不用外交二字，那么交流、交往……交涉，对，就用交涉二字，可理解为办理外交，也包括帮办一切棘手事项。”李鸿章沉吟一会儿，敲着桌子，“好，这样就很好。就加上交涉二字，你的职务是总理朝鲜各**涉通商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