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秋风初起的时候，伴随秋风一起进入汉城的，还有休假半年多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竹添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据说他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对中国儒学研究下过大功夫，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崇拜。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日本派曾游学西欧的森有礼出任驻华公使，考虑到森有礼所长是西洋知识，因此选派精通汉学、能文善诗的竹添作为森有礼的助手。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中国因为连续数年大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发生严重灾荒，史称“丁戊奇荒”。竹添在日本四处奔走，为中国募捐，并奉命携救灾款交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并与李鸿章商讨赈灾办法。李鸿章很受感动，与竹添诗酒唱和，关系十分密切。
朝鲜壬午兵变后，清廷在朝鲜的实力增强，日本政府觉得必须派一名与清廷打过交道的人出任驻朝公使。竹添不仅与李鸿章有交情、在中国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而且精通汉学，因此代替花房义质成为新任驻朝公使。竹添温文尔雅，更像个谦谦君子，不但与朝鲜朝廷关系不错，与吴长庆等驻朝大员关系也很融洽。他与朝鲜签订了《朝日海底电线敷设条约》，获得了从日本长崎到釜山铺设电线的权利，得以在朝鲜的电信权上先发制人；又与朝鲜新定《朝日通商章程》，不仅使日本有权在朝鲜享受最惠国待遇，还获得了朝鲜沿海的渔权、扩大了日本人在朝鲜的游历范围，设立了仁川租界。他大功告成，回国休假，由一等书记官岛村久代理公使。
听到竹添进一郎将回到汉城复任的消息，金玉均等人忧心忡忡，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岛村久：“岛村君对我国之开化变革颇为支持，而竹添公使却一向亲华，如今竹添公使回任，我辈努力恐将付诸东流。”
岛村久已经得到国内训令，知道政府转而支持开化党在朝鲜起事，以便趁中国陷于中法战争之机谋取朝鲜，所以他胸有成竹地说：“金君放心好了，竹添从前疑忌诸君，不过是私事；今日公辈之所谋，即国事也。竹添系日本之公使，岂有以私心废国事之理也？决无可忧之端。”
金玉均听岛村久这样说当然高兴，但无法全信，他要求竹添进一郎一到朝鲜就前来拜访，岛村久答应届时一定让他第一个见到竹添公使。如今竹添已到汉城，所以立即请金玉均前来相见。
竹添进一郎握住金玉均的手，十分亲热地说道：“从前对金君多有误会，实在有愧于心。”
金玉均还是心有芥蒂：“竹添公使不是外交辞令吧？阁下向来是崇拜清国的儒学。”
“崇拜儒学是真，赞赏金君也是真。”竹添进一郎说，“中法之战，中国一败涂地，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从前的观点。”
竹添审视的结果，是西洋文明远胜中国儒学，开化改革才是朝鲜唯一的出路。他此时返朝，所负使命便是借中法战争之际谋求日本在朝鲜的最大利益。他试探性地问金玉均：“若有他国赞助贵国之改革，君等当以为如何？”
金玉均闻言回道：“愚见所至，以为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不可，我始终勤于其间。然而贵政府变幻无状，尤其鄙人到贵国借款一事，费时近一年而一无所获，以致我党处处被动。今天公使如此说，不知是何意思？”
竹添笑了笑道：“凡国之政略随时而变，应势而动，岂可胶见一隅而已哉！今天我明白转达我政府之意，决意全力支持金君诸同志的开化变革。”
金玉均闻之大喜：“我党早有意大举，无奈贵国不支持，而清国又驻重兵。”
竹添笑道：“中国之将亡，自顾而不及，何暇顾及贵国？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会！”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此时，接替赵宁夏出任外衙门督办的金弘集前来拜访。竹添让金玉均暂避内室，对金弘集非常傲慢地说道：“我听说贵国外衙门内，不过是中国奴隶者数人在主持，与之周旋深以为耻！”
金弘集不卑不亢地回道：“敝国是中国属邦已五百余年，何谓中国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