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屡次想夺取上海，沪中绅士就到安庆求曾国藩派兵往援，曾氏无兵可抽，于是就举荐李鸿章另编淮军。同治元年（1862），李氏率了部队直投上海。淮军的新力，加上上海的饷源和华尔及戈登所编的常胜军，以及李氏本人的才能，使他得以收复江苏东部。李氏遂为同治中兴功臣之一，不久封爵而带大学士荣衔了。
因太平天国而立功业得爵位者确不止李氏一人，他的特别在以上海为根据地。他到上海以前，他不过是翰林出身，居曾国藩门下而为曾氏所器重者。至于世界知识，他毫无超于时人之上者。初到上海的时候，他还向曾氏请教处置洋务的方针。曾氏就用“四书”上“言忠信”“行笃敬”二句话回答他。此外，又说与洋人共同打仗，“纵主兵，未必优于客兵，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彼时上海已成中外通商中心，洋务的困难自是当然，然而此困难就是李鸿章的机会。因此，他有了几个大发现。第一，中国军器远在西人之下。“……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藩。）现代人读这种议论，当然不以为奇特，但那时候“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者确大有人在。李氏在上海仅数月就发现了此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头脑的灵敏。近人有谓李氏并无所创新，他的事业实不过继承曾氏遗法。曾李的优劣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到同治年间，李氏对于中外军器差别的认识已比曾氏深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同治二年（1863），李氏常有信给曾氏，要他领导天下改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同治三年（1864）他给总理衙门的信说得更激昂，更恳切。“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稿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同时曾国藩尚持行军在人不在器之说（但此说亦有相当理由）。在李鸿章指导之下，不久淮军已较湘军为更强，缘故不外淮军军器西洋化的程度超过了湘军。
李鸿章在上海的第二个大发现是，西洋利器是中国所能购置，而且所能学制的。李鸿章以前，中国大官总认洋人为狼子野心，切不可与亲近。他在上海一变旧态，结果，他知道了外国人也讲信义，也有文明，相交得法，也能为中国出力。所以，除军事上竭力联络戈登外，他又用了马格里替他在苏州创设枪炮厂。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因平太平天国而到上海所得之功名与教育和他终身事业关系的重大。没有那种功绩，他在政界就难得他以后所占的地位。没有得到那种教育，就是有了他以后的地位，他也不能做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