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好几层来说。第一，李鸿章不应专凭一个外国公使的谈话来决定军国大政。关于和战大事，不但一个公使的谈话不算数，就是外交部部长的谈话也不能算数。必定有正式的条约，经全权代表签字而又有元首的正式批准，然后有相当的效力，但仍非绝对地可靠。李鸿章的办法充分表现出他的外交的幼稚。俄政府根据整个国策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意见以后，李就陷于进退两难了，幼稚的外交误国之大莫过于此。
假使当时我国驻日和驻俄的公使深知所在国的国情，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他们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我们甲午之役的外交或者能兼顾利害和力量。政策的发动当然要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我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构，李鸿章也不是例外。前文所说的三种假设并不存在。当时驻外的公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层层顾虑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见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当时李虽不能济事，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的言论，除激昂慷慨以外，别无足取，不过空言与高调而已。甲午以前的小波折，李的才能足以渡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之中，李实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期间，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的罪过，因为当时我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我国于未败之前，却又援我国于既败既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的援助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我们对于“友邦”的“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国与国是寡情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责备李鸿章。
我们能够责备他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联俄政策。帝俄假助我的美名，行割我的实政。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事变和今日。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1898）春，俄又假助我国的名义，强迫我国许它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乙未年（1895）助我国以两千万两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我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罢了。这还不够。庚子年（1900），俄趁拳匪之乱派兵把我东北全占了。在北京交涉的时候，俄又要假助我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我国割让东北一切的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来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要与俄订约。李末年的荒唐简直不堪设想。幸而条约签字以前，李就于辛丑年（1901）冬死了。俄得着这个消息以后，说：“中国以后无人了！”
乙未至辛丑是李鸿章联俄的阶段，以后我们外交的路线就全变了。辛丑的次年，即一九〇二年，英、日订同盟的条约。当日我国的舆论对英日同盟是怎样的呢？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先身）的教授联名请求政府加入英日同盟。旅居上海的名流假张园开会，做同样的要求。好像我们所敬佩的蔡孑民先生当日亦在座。我们留日的学生发起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去打帝俄。日俄战争之际，我政府虽守中立，实际我们是对日表同情的。地方人士如张作霖还实力协助日本作战。为什么我国在辛丑以后有这大的外交路线变更呢？因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引狼入室了。李在辛丑以前想联俄以制日，后人乃转过来想联日以制俄。前者的成绩固不好，后者的成绩亦欠佳。日俄战争后，我国在南满就开始与日本摩擦了。足证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还是联西以制东，都要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过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民国以来，我们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的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对内。大概地说，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政府因负实际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近年有不少的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这种组织的需要在我国尤为急迫。
在这百年之末，于全民精诚团结以抗战之际，最使我们痛心的是平津京沪各地的汉奸。老百姓供敌人骗使者全为饥寒所迫，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本质不良，甘心从敌。粤、闽、鲁、冀的劳工在外国侨居数代仍不忘祖国，足证我国人民的本质是优良的。我们可以相信沦陷区域的劳苦同胞，时机一到，他们还要热烈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只要国家无负于他们，他们是不会负国家的。我们所痛心的是参加伪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大部分人被生活问题迫着走上无耻的途径，其余还不是狂妄地借外力以从事内争？
抗战以前的数年里，我们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把统一基础打好了，于是改革法币、建设公路铁路、推进国防等自力更生的事业得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假使政府于九一八事变的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而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一三”(1)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了。没有那个阶段，我们哪能有今日的抗战力量？
我们于研究百年的外交之余，可以得着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者尚为次要，由于内政者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地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我们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四期）
(1).指八一三事变，即1937年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