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在彼得堡的交涉还没有办好的时候，中法越南问题就发生了。李鸿章对这个问题也主张运用外交，反对开战。但是士大夫主战者多。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作战；后无形中变为一面战，一面和；终成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纶和陈宝琛。清廷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张佩纶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氏制了两江以后毫无建白，而张氏则以“逃得快”了之。足证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的春天，战事只好结束。全局的失败果不出李鸿章的意料。
李鸿章交结友邦的运用最初表现于高丽。在光绪初年，日、俄、英、美、法、德六国均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氏判断日、俄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英、美、法、德则只图通商和传教。那么，他可以借四国的力量来对付日、俄两国。于是他从光绪六年（1880）起竭力劝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订通商友好条约。在光绪八年（1882），高丽果真与各国订约，势力均衡的局面似乎产生。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主要的缘故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际，英、美、法、德皆觉得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更改旧的宗主对藩属的观念。高丽对我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我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者利用高丽为根据地向我国做进一步的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了。光绪十年（1884），德国驻高丽的总领事根据以上的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廷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我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做法之下，宗主权几乎变为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很不赞同我们施诸高丽的压迫，并且高丽的新派人物因对我国失望而想联日或联俄。可惜我国谈边地政事者至今仍对旧日的宗主权恋恋不舍。
甲午年（1894）春，东学党在高丽起事，日本遂借口保侨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的严重。我国士大夫的激昂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在朝的要人多年想倒李鸿章而屡试屡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以往他假朝廷的威力，强迫各省协济北洋军饷，为的是对日备战。以往他关于伊犁、越南诸问题均反对战争，为的是要集中力量去保护高丽。他此刻如再不强硬对付日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了。适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就临时抱佛脚，竭力求援。喀西尼亦觉得日本如占领高丽，那是大不利于俄国的，于是答应警告日本撤兵。李以为日本最怕俄国，现俄国既允压制日本，他可高枕无忧了。所以他对日外交不退让，而军事的布置又不积极，自以为那一次他可不战而胜。日本最后经英国的劝导，提出中日两国共管高丽的妥协方案。李告诉总理衙门坚持要先撤兵，后谈判，而其心总以为俄国向东京警告以后，日本无不屈服。其实日本的消息比我们的还灵通。日本知道了俄国绝不会干涉，而北京的谈判是无诚意的，遂决定进攻。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只好应战。
中日甲午之战决定了远东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之中，将不属于我国而属于日。甲午以前，我们只受西洋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后则同时受西洋与日本的侵略了。所以甲午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我们的失败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概地说，有两层：第一，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应由士大夫负担；第二，中国彼时的军政太腐化了，这一层的责任应由李鸿章负其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