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则徐在广州开始严禁鸦片，因而引起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对外作战。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办了整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关于外交也发了一百年的议论。百年的时间，就是在民族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们应该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
我们这个国家是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自宋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是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还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国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
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时人的非议和后世的不谅解者莫过于琦善。因为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春与英国人订了《穿鼻草约》，时人说他是汉奸。其实琦善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当时见解比较明白的一个人。自从故宫博物院发表《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以后，学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与英国代表义律所订的《穿鼻草约》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有利于我国多了。英国政府认为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加以革职处分。琦善体察中英的形势，决定《穿鼻草约》是当时我国外交所能得的最优的条约，故无论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言，无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依然不顾一切依照他的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未尝不知道。却是到了民族紧急的关头，他毅然决然不做这种滑头的事情，这才算得真正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近期的外交家中受人攻击最多的莫过于袁世凯。此人的内政和人品如何，将来的历史家自有定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他的外交，我们可以说从他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末年主持“二十一条”的交涉为止，他没有做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以前我们最不满意他的是民国四年（1915）的对日交涉。但自王芸生先生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著以后，学者始知袁世凯那次与日本的奋斗可谓做到鞠躬尽瘁了。我们如仔细研究他应付日本“二十一条”的亲笔批示，并记得日本当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远东所处的优越地位，我们不能不感激他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才。日本人知道袁世凯是他们的劲敌。
我国数千年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无须我们过虑的。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致有今日的严重国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成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知识的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着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我国的古老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