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国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的中外战争。有了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做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佳京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它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订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穆拉维约夫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咸丰八年（1858）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咸丰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穆拉维约夫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国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飞牙喀，“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是，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着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扰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穆拉维约夫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更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