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六十一岁说。本书未记得寿几何，惟于武德五年条下云：“满二十岁。”于贞观三年条下云：“时年二十六。”今依此推算，则麟德元年应为六十一岁。
戊、六十九岁说。《塔铭》云：“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春秋六十有九矣。”《塔铭》虽晚出，而所记最得其真，在本书可得切证。校者主六十三岁说，乃据他书以改本书，大误也。今例举其文：
一、显庆二年。本书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六岁。”然其年九月二十日师上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本书卷九页二十一）以六十九年推算，是年为六十二岁，若仅五十六岁，无缘用“已至”二字。
二、显庆五年。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九岁。”是年为初翻《大般若经》之年，本书于本年条下记其事云：“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本书卷十页三），依《塔铭》六十九岁推算，是年正六十五岁，与本书合，《续传》及《行状》致误之由，皆因误记法师此语之年岁，盖以初译《般若》时所言为译成《般若》时所言也。其实依本书所记，语意甚明，盖六百卷《般若》，诚不易卒业，师以耆年任此艰巨，故当削稿伊始，作“加我数年”之思，以此自励励人耳。若如《行状》所记“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此语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据以破本文之“五”字，益支离矣。
总之，慧立著本书时，偶遗却“享寿若干”之一句，遂令吾侪堕五里雾中，犹幸《塔铭》有明文，而本书所录此两条为极强之佐证，故奘师年谱之成立，尚非绝望。今试根据本书，正其矛盾，为简谱如下：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西纪五九六）法师生。
仁寿三年（六○三）八岁。能诵《孝经》。
炀帝大业四年（六○八）十三岁。始出家。
大业十一年（六一五）二十岁。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岁。在成都坐夏学律。
案：本书云：“年满二十，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疑是误并两事为一事。
武德六月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岁。遍游京师江汉河北诸地，从师问学。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三十二岁。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游求法。冬间抵高昌，为其王曲文泰所礼待。
案：师之西游，本书及一切记载皆云在贞观三年，误也。所以致语之由，盖缘师在外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归，从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个年头，遂相沿生误。今考“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之语，始见于师在于阗所上表，而其表文实作于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从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师曾在素叶城晤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杀，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师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谱贞观十六年条下案语），若出游果在三年，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师出游冒禁越境，其所以能然者，则由霜灾饥荒，搀在饥民队中以行。《续传》所谓“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是也。考《唐书·太宗纪》云：“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正与《续传》所记情事相应。若贞观三年，则并无“霜俭”之事，其不合四也。以此诸证，故吾确信师之出游乃贞观元年而非三年。其详见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又案：据《本书》在凉州停月余日，在瓜州停月余日（卷一叶九、叶十），度五烽及莫贺延碛约须半月（页十二至十五），抵高昌计应在十一月。高冒王挽留说法一月余（页十六至十八），去高昌当在岁杪。
贞观二年（六二八）三十三岁。经阿耆尼等国，二三月之交，度葱岭，至素叶城，谒突厥叶护可汗。遂度铁门，经睹货罗等国至毕试，在彼中夏坐。复经健陀罗等国，逾印度河至迦湿弥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