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年之后当美国人回首21世纪初叶，那段中美之间由对抗最终走向缓和的历史时，总是喜欢将荣誉的桂冠加在第45任总统、共和党人—歌斯特.布郎的头上，而将第44任总统、民主党人—迈克.李视为美国国内软弱的绥靖势力的代表。
甚至将中国的崛起归罪于迈克.李任内的一系列错误，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拥有雄厚的军方背景的歌斯特.布郎总是以勇敢的“美国上尉”形象出现。
而迈克.李则往往被塑造成一个胆小怕事华尔街小职业员的形象。
但实际的情况却上正如歌斯特.布郎在其卸任之后所篆写的回忆录—《美利坚，为谁而战？！》中所称述的那样。
在迈克.李上任之初，美国实际上正处于赫伯特.胡佛（美国的第31位总统，在他担任总统的期间，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严峻的经济大萧条。
）以来最为虚弱的一个时期。
虽然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困窘到要迈克.李这位总统如胡佛那般不拿工资（历任美国总统中不拿工资的只有两位，其中一位是胡佛，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约翰.F.肯尼迪），但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却同时深陷着反恐战争和伊拉克重建这两大军事泥潭。
一方面是维持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控制所出现的兵员枯竭，一方面则是美国诸多先进武器的采购和研制计划。
在这双重的压力之下，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国库也难免捉襟见肘。
虽然军费支出一直是陷入低迷不振时美国经济中最有用的强力兴奋剂，但一场旷日持久、维护治安的低烈度战争将无法像那些短暂而精彩的军事冲突那样产生对经济的推动力。
但作战以及战后重建伊拉克所需的每年约1000亿美元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战争的负面效应，包括消费者信心的急剧下降、股市下跌和公司不愿进行投资等，远远超出了军费开支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为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军备扩充是有限的，军费开支中的大部分用于将传统的步兵运到国外，并维持这些部队在那里的供给，这些古老的军事需求并不会增加美国嗷嗷待哺的军事工业的订单。
美国政府更不会如越战中那样订购大量飞机、舰船和坦克同供给匮乏的伊拉克军队作战。
多年的额外采购已经令美国的军火库中有库存物资进行此次战争，只在需要时订购备用物资。
面对无所不在的反美武装，五角大楼甚至不得不砍掉或削减新锐武器的研制和采购费用，而从下一代武器专款中挤出国防预算用于正不断壮大的治安部队。
众多美国军队翘首以盼多年的武器系统，如“十字军自行火炮系统”、“RAH-66科曼奇攻击侦察直升机”一一含泪下马，而F-22、F-35战斗机、DDX新型驱逐舰虽然被勉强保留了下来，但是其采购量也大大下降。
美国军队在21世纪初期的战斗力并没有形成想象中那样质的飞跃。
虽然名义上仍然拥有控制全球的军事实力，但现实的问题却是在迈克.李就任之处，美国所面对的是却是二战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台海的和平统一、驻日美军的移防、朝韩问题的风回路转、伊朗核危机、古巴、委内瑞拉的南美社会主义阵营、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无一不令美国政府为之神伤。
虽然在迈克.李就任总统的初期，顺利的调整了美国糟糕的海外军事部署情况。
从日本、韩国撤出了近20万的常备驻军，通过国际合作稳定了伊拉克、阿富汗国内复杂而纷乱的局势，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驻军减少到了五角大楼和美国国民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从一定程度上收缩了美国所展开的庞大海外军事力量，重新形成一支精干的投送力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力量足以应对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力量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