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来说，袁绍的犹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或战或退都是可以尝试的，但又偏偏都有让人为难之处……
如果真要打得话，好的一方面是他现在有生力军，有些许兵力优势，更重要的是还有地利（刚刚开冻的漳水），足堪一战；但坏处是，一旦再次发生像梁期一战那样的大败，那他袁绍的局面就会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而如果不冒险，直接扔下广宗退过清河（河流名，清河郡名称来由），回到身后的清河郡中，依靠着清河、平原这些地方的数十座城池节节防御，固然避免了像之前梁期城下一败涂地的局面，但这么做无疑是将魏郡、安平国，乃至于河间国整个拱手送出，有将沮授、张颌等等阵营中的河北势力连皮带骨、连人带地整个出卖掉的嫌疑。
说白了，袁绍还在不肯承认，他是怕了公孙珣，他此番东行根本就是逃窜。而其人一旦自己骗自己，下面的人是没法子的……真没法子的。
这是因为这个封建时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地方乡间中的宗族，军队中的部曲制度，文官中的属吏与征辟制度，使得下面的人无条件的依附到上一层人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层层递进来到唯一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以前是天子，现在是各地诸侯。
而袁绍之所以强大，他的‘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所以如此有用，便在于此了……因为这天下间的人物如果想做什么的话，又不好或者不愿自己当那个唯一之人，便会理所当然的寻一个人依附，请他领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实际上回头想想便知道了，当士人们被天子和他的家奴们弄的不堪忍受时，人们那时便理所当然的选择了袁氏；而当他们一不小心玩脱了，把皇权弄崩，并搞出来一个董卓的时候，人们为了反对这个千古奇葩，暴戾武夫时，便进一步直接选择了袁绍、袁术；而等到公孙珣异军突起，领着北地边郡一群边缘武夫成功取董卓而代之，而且宣称要鞭挞天下世族和豪强后，这些人为了反对这个他们畏惧却又找不到理由反对的人，却是更紧密的簇拥到了袁绍身侧。
然而，成也依附败也依附，成也公族败也公族……袁绍这个人的出身、性格、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整合起这些力量来极速，崛起也极速，就好像他之前搞关东联军哗啦一下便起来一样，这一次他的本土化、军阀化策略也是哗啦一下便成功了，使得不少人在短期内便看到了压制公孙珣的希望。
可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人身上的一切，却使得那些人难以轻易控制，只能摊手而叹。
毕竟，袁绍不是刘表，不是陶谦，不是曹操。
另一个时空里，刘表靠着荆襄世族剿灭豪强（宗贼），迅速完成了对荆州地区的控制，所谓带甲十万，横行九郡，但一朝身死，那些本地世族便将他的孤儿寡妇轻易出卖；陶谦也是如此，其人出身南部野郡，作风倔强而又蛮横，手里还有兵，前期压制徐州轻而易举，但他一朝衰老，徐州的大权还是落入到了本地世族、豪强手中；便是曹操，另一个时空中他初期起兵时的遭遇更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其人得到兖州全靠陈宫、张邈这些人的‘赠送’，可一旦杀了边让，准备真正自己当家，却又被这两个人给轻易出卖，整个兖州也收了回去，只能靠着荀彧献上颍川来立足……
而与这些人相比，袁绍的最大不同，便是他天然为这个体制中的王者，别人可以根据这些人身依附体制中的某些逻辑将地盘、势力卖给他，却无人能轻易背离他，也无法真正控制住他，最起码说控制力度有限。
这也就造就了今天其人阵营中的诡异情状——袁绍无法像公孙珣那样完全控制下面的人和事，可下面的人却也无法轻易摆脱袁绍和质疑袁绍。
当然，这只是问题之一，最大的问题是时代变了……建安二年初的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出身再高贵之人，再有权势之人，战场上一根箭矢足以让他化为冰冷的尸体，从而改变一切政治力量对比，决定一切事物的命运。
之前的一次大败，才是这些问题全部暴露的根本缘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