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愿对他的作为妄加议论；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观点实在过于离经叛道，即便见过那些神秘的陶片，我也很难彻底抛掉心底的怀疑加入为他辩护的行列。幸运的是我并没有为这件事多费脑筋。张存孟失踪得很彻底，虽然张家与好事的记者诉诸了各种途径，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前的那场火灾烧掉了他整理记录的所有材料，因此没人知道他在考察时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激烈的争论渐渐平息了，变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供人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聊里偶尔谈起。
但在事情过去一个半月后，七月十二日，我与张存孟共同的朋友，在西南交通大学地质系工作的杨烨博士，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在邮件里附带了几张影印图片，并告诉我这是他在慰问张家时无意发现的东西。图片里是一本边角被火燎过的笔记本，以及其中的几页内容，上面记录的全是日期、地名与记号。在看清楚其中的内容后，我感到一阵狂喜。因为那是张存孟的旅行记录本，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张存孟在那次考察期间过去的所有地方——这意味着我或许能够亲自见证张存孟的发现，彻底解决那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杨烨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正在逐一研究旅行记录上的各个地点，试图从中找到有关张存孟惊人发现的线索。这时，我回忆起了张存孟受伤的左手，于是告诉他们，张存孟在他做出惊人发现的地方摔伤了手臂——他们可以靠这条信息筛选可能的地点。
从我这里得到新信息后，他们加快的筛选的速度，并且很快就将目标放在了张存孟最后到访的考察地点上——某座位于雅安市石棉县栗子坪乡附近，名叫“老瓦林”的小村寨。但是，我们查阅了各级行政地图，始终找不到“老瓦林”。因此，杨烨亲自驱车去了一趟栗子坪乡，亲自走访了当地的居民，终于弄清楚了“老瓦林”的来历。这个地方是一座位于大山深处的聚居区，非常偏僻，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行车的山路能够抵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瓦林”因为调整行政区划的缘故被改名成了下岩村，这也是我们在现有的行政地图上找不到“老瓦林”的原因。
得知消息后，我借着暑假的空档飞去了成都，与其他人见了面，准备共同筹划接下来的考察活动。总共有五个人参与了这次考察活动，分别是来自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姚振华博士、北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周子元副研究员、四川文物研究院的李国豪副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地质工程系的杨烨博士还有我。由于我们并不确定会遇到怎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先进行一次试探性的实地考察。因此我们只携带一些简单的登山与野外生存设备，以及几套照相器材——我们将这些东西装进了姚振华与杨烨的汽车里，尽可能地精简了考察队的规模。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驾驶着两辆汽车离开了成都，出发驶向石棉县。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石棉县。我们在县上添置了一些补给，随后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波涛翻滚的大渡河沿着它的支流南垭河逆行而上，前往栗子坪乡。我脑中关于那段行程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我只记得天空中笼罩着淡淡的雾气，神秘的群山在透过雾气的苍白阳光下绵延起伏，浅浅的南垭河一直在公路的附近流动，闪烁着亮白色的粼粼波光。随后，公路边的房子渐渐的多了起来。起先是一些当地农民守夜时使用的简陋茅草小屋，然后出现了漆黑的老式木制房屋，或者稍新一些但也有好几年历史的三层小楼。这些房子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渐渐连成了一片，错落地分布在公路的两侧。中午的时候，我们将车开进了栗子坪乡。但我们并没有多做停留。在询问过一些当地人后，我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位愿意带我们前往下岩村的向导，随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按照向导的指示，将车开上了乡镇西面的一条破旧山路，向着西面高耸及天的群山开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