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走了多久，陈甜甜看见了炊烟。
那是一个约莫三四十户的村子，土墙灰瓦，村口老槐树下蹲着几个抽旱烟的老人。
她没直接进村，而是绕到村后坡地，躲在一片玉米秸秆堆后观察。
直到看见一个中年汉子从田埂走来，说话带点儿管事人的腔调，便悄悄跟了上去。
那汉子进了村东头最齐整的院子，是青砖搭起来的。
是了，村长家。
陈甜甜在院门外稳了稳呼吸，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疼出眼泪。
然后，她敲响了那扇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系着围裙，手上沾着玉米面。
“婶子！”陈甜甜一开口，声音沙哑得吓人，身子晃了晃，像是要栽倒，
“我是从南边来的，去天津寻亲，走迷了路两天没吃上东西了。
女人犹豫时，屋里传来男人的声音：“谁啊？”
村长出来了，五十上下，他打量着陈甜甜。
目光在她空荡荡的双手和单薄的衣衫上停留：“介绍信呢？”
来了。最致命的问题。
陈甜甜眼眶瞬间红了。不全是演技，疲惫和绝望本就一触即发。
“我叫陈秀兰，保定清苑县人。我男人去年在水利工地上没了。婆家容不下，说我是克夫的扫把星。”
她语速不急带着真实的颤抖，
“我没地方去，只能去天津投奔我早年嫁过去的表姐。出来的急，啥证明都没带……婆家连件像样衣裳都没让我拿。”
陈甜甜故意模糊了时间（“去年”）、地点（清苑县够远，难查证）。
用了最朴素也最难反驳的理由：家庭变故、被迫出走。这种故事在1955年的农村太常见了，常见到几乎不会有人深究。
村长眉头皱着，但眼神里那层审视的硬壳松动了一丝。
陈甜甜趁热打铁，示弱道：
“我知道现在查得严，没介绍信不行，我不敢求别的，就求口热水，在您家柴房蹲一宿，天亮就走。”
陈甜甜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手绢包，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两张伍角纸币和三尺布票。
“这个当饭钱。”她把钱票往前递，手抖得厉害，“我知道少，可我就这些了。”
村长没接钱，但侧身让开了门：“进来吧。”
堂屋比外面看起来更寒酸，但收拾得干净。
“给弄点吃的。”村长对妇人说，又指了指板凳，“坐。”
一碗热水先递了过来。
陈甜甜双手捧着，小口啜饮，让温暖流过喉咙。
她借着喝水的姿势，眼皮微抬，迅速扫视屋子。
正墙毛主席像旁，挂着“先进生产队”的奖状，落款是“通县红星人民公社”。
靠墙的旧条案上，散着些纸张、一个搪瓷茶缸。
最显眼的是一枚木柄圆章，倒扣在废纸上，旁边还有一叠印着红头字的纸张。
她的心跳快了半拍。
妇人端来一碗棒子面糊糊，半个窝头。
陈甜甜吃得慢，但每一口都咽得认真，吃完甚至用窝头把碗擦得干干净净。
“你表姐在天津哪儿？”村长突然问。
“河东区沈庄子。”陈甜甜答得毫不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