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大院里，两辆黑色伏尔加轿车稳稳停住，省厅督察组的同志面色严峻地跨进办公楼。这股低气压迅速蔓延开来，让原本忙碌的大院瞬间安静了不少。
陆卫东正站在二楼走廊尽头，看着老赵带人把那个瘫软如泥的孙干事带出审讯室。
“陆队，孙干事这回是真栽了。”老赵走过来，压低声音说道，“那盘磁带是真的，那是他在1975年趁着值班，偷偷接线录下来的。但这老小子承认，寄给省厅的那张所谓‘复印件’是他找人写的再拍照弄的假货。那封举报信里的刘富民，他其实根本不认识，只是因为想搜集一些你的问题，就瞎编乱造说人家是逃犯。”
陆卫东点了点头，整了整平整的白衬衫领口，大步向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里，督察组的王组长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
“……趁着雪大，走吧。这封信你拿着，路上别回头。”
磁带滋滋的电流声里，陆卫东的声音显得有些年轻。那是八年前，他刚当上所长不久的一个冬夜。
“王组长，录音是真的。”陆卫东开口，声音沙哑但稳健，“但我得纠正举报信里的一句话。刘富民不是破坏分子，他是山东龙口下丁家的知青，跟我是一个公社隔山头的老乡。1975年1月，红旗农场三队断粮七天，那孩子是揣着全队凑出来的二十斤粮票和五块钱，进城给大伙踅摸活命粮食的。”
他往前凑了凑，盯着王组长的眼睛：“他因为揣着给全队救命的票据却在车站被偷了信和口粮。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饿了两天两夜，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里绝望了，喊了两声。我当年审了他一个通宵，我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一个想回家尽孝、想让队友活下去的同志。”
“所以我烧了报告。”陆卫东敲了敲桌子，“1979年大返乡，他是拿着农场和当地公社双重开具的清白证明回的山东。如果他是坏人，档案核销那一关，他都过不去。”
王组长翻看着手里那张伪造得粗糙的“复印件”，又听了听录音。在那个物质匮乏、人心浮动的年代，一个基层所长不仅没有为难知青，还给了对方一点回家的希望。这在1983年的严打逻辑里，只要动机纯粹，根本构不成包庇。
傍晚时分，省厅的同志带着卷宗离开了。
王组长临走前，在市局大门口拍了拍陆卫东的肩膀：“卫东同志，好好干。1975年你是对的。”
陆卫东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他拒绝了局里开吉普车送他回家的提议，而是从车棚里推出来那辆二八大杠。此时天已经晴透了，夕阳把齐齐哈尔的街道染成了一片暖橘色。
陆卫东在报刊亭停下，买了一份《齐齐哈尔报》。
报纸的头版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仔细读着关于“严打”的实时新闻，文章里提到要“准确定性，不枉不纵”。陆卫东看着那些铿锵有力的文字，再想起孙干事因为诬告陷害被直接带走的背影，心里那块压着的大石头，终于彻底成了灰。
路过供销社，陆卫东买了半斤红糖，又给孩子们称了一斤油炸糕。
还没进门，就听见院子里传来跳绳的声音。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老四正扎着两根麻花辫，在那儿练跳绳呢。如今已是十三岁的大姑娘了，个头蹿得挺快，眉眼间越来越像她妈王淑芬。
“爸！你回来啦！”秀芳停下绳，小脸红扑扑的，脆生生地喊了一句。
“哎。”陆卫东笑着应了一声，从车把上取下油炸糕，“拿去，跟你弟分去。”
“爸你真好！”秀芳接过油炸糕，眼角笑成了弯月牙，转身就冲屋里喊，“老弟，快出来，爸买油炸糕了！”
老五像阵风似的从屋里卷出来，姐弟俩在大树底下分着油炸糕，那股香甜味儿瞬间冲散了陆卫东一天的疲惫。
王淑芬系着围裙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拿着把葱，瞧见丈夫神色轻松，她那颗提了好几天的心总算放进了肚子里。
“局里没事了？”她压低声音问。
“没事了。”
“淑芬，把那两块红糖拿出来，晚点冲个水喝。”陆卫东坐在炕沿上，脱掉警服，看着墙上那面带裂纹的小镜子。
电视里正播放着新闻，播音员张宏民的声音有力地回荡在小屋里：“……打击犯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我们要还社会一个清朗的明天。”
“老陆，吃饭了！”王淑芬端上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白菜粉条炖猪肉。
在这宁静的1983年秋夜，陆卫东喝着热汤，看着围坐在一块儿的孩子，心里无比踏实。这辈子，这个家，他守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