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齐齐哈尔。
市局办公楼走廊里那股经年不散的旱烟味，被浓烈的消毒水味道盖住了。墙上贴着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宣传画旁边，新拉起一条白底红字的横幅——“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民警脚步都比平时急促，没人高声说话，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绷得紧紧的。
陆卫东坐在刑侦科办公室里，身后的老式华生牌风扇吱吱嘎嘎地摇着头，热风一下一下打在他汗湿的后背上。右手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肩那道旧伤——阴雨天早过了，但这会儿在闷热里也隐隐发酸。他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的“大生产”烟，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刚送来的文件上，封皮上印着“机密”两个红字。
中央关于“严打”的决定下来了。这辈子他比谁都清楚，从这一刻起，那些在街头横冲直撞的混子、那些以为在法外之地能立“山头”的滚刀肉，很快就会撞上一堵铁墙。
“陆队，二机厂那边出事了。”老赵推门进来，脚下一个踉跄，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三号家属院，一个下夜班的女技术员被堵在胡同里了。人送厂医院了，怕是不行了。”
陆卫东把烟往桌上一拍，利索地抓起衣架上的警帽反手扣在头上。“走，带上勘查包。”
二机厂三号家属院就在铁路线旁边，是五十年代盖的苏式红砖楼。212吉普车停在院门口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没人说话，几个老工人蹲在墙根下闷头抽烟，眼神里全是压不住的愤怒和恐惧。陆卫东穿过警戒线，一眼就看见了那道在夕阳下格外刺眼的血痕——从胡同口一直拖到垃圾堆旁边。
“人呢？”他蹲下来，指尖触了触地上的血迹，还有些黏。
“送厂医院了。”先到一步的老韩声音发沉，“受害人叫陈小芳，二机厂三车间技术员，今年刚结婚。下夜班路上被三个人堵了，不光抢了刚发的工资，人也被糟蹋了。医生说颅骨骨折，恐怕救不回来了。”
陆卫东没说话，目光从地上的血痕慢慢移到那面斑驳的红砖墙上。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四个血字——“抓不到我”。最后一勾往上挑，笔画扭曲，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嚣张。
“左撇子。”陆卫东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那支“大生产”烟，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压着火说，“墙上那个‘我’字，最后一勾往上挑，是惯用左手的人写的。
老韩把这条记在本子上。陆卫东又指了指胡同口一处不起眼的软泥地面，“轮胎印，大金鹿自行车的，花纹还很新。去把这周边所有大金鹿的车胎痕迹全拓下来，一一比对。齐齐哈尔能骑得起崭新大金鹿又不干正经事的，就那么两拨。”
“陆队，这案子跟以前那几桩——”老韩抬起头，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手法像。堵夜班女工、抢钱、伤人，铁东区上个月那起拦路抢劫案，龙沙区去年冬天那两起，都是这个路子。”陆卫东盯着墙上那几个血字，“但这回不一样——他们敢在现场留字，说明胆子养肥了，也知道严打的风声紧了，这是在跟咱们叫板。”
忙完现场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王淑芬正坐在炕头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老五的裤子，听见开门声赶紧放下针线迎出来。
“卫东，咋这么晚？锅里给你留了包子，还温着呢。”她打量着丈夫那张写满疲惫和压着火气的脸，心里咯噔一下。
“淑芬，最近让老四老五放学就回家，哪也别去。”陆卫东坐在炕沿上，接过王淑芬递来的凉白开猛灌了一口。
“出啥事了？下午居委会王大妈来了，说二机厂那边出了人命案？”
“中央关于严打的文件下来了。”陆卫东把杯子搁在炕桌上，声音压得极低，“这是全国性的统一行动，力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那些在外头蹦跶的混子，有一个算一个，全得清干净。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把院门锁好，谁来敲也别开。”
王淑芬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陆卫东又补了一句：“老四老五的学校那边，我让老赵跟管片民警打了招呼，放学的时候会在校门口多巡两圈。”
“行。”王淑芬应了一声，转身去灶房给他端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