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天，齐齐哈尔的冷风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这种冷，是带着哨音的，从大兴安岭的余脉一路席卷而下，吹散了夏日残留的最后一丝燥热。街头巷尾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姑娘们，纷纷套上了针织的外罩或蓝色的劳保服。
陆卫东刚把大儿子志远送上去哈尔滨的火车，还没来得及感伤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市局大门前的急促铃声就撕碎了这份短暂的宁静。
严打的惊雷虽然扫清了表面的污垢，但在这个时代的暗影里，一种前所未见的邪恶正借着瑟瑟秋风，开始在齐齐哈尔的地下悄然蔓延。
1984年9月12日，清晨五点。
市郊电缆厂北侧的一条黄土巷子里，环卫工人老李头正推着垃圾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早起的一层薄霜盖在干枯的蒿草上，踩上去咯吱作响。
在巷子尽头的废弃砖堆旁，老李头瞧见了一团白花花的东西。他起初以为是谁家丢出来的棉被，等走近了，手里的竹扫帚“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是一个姑娘。
她斜靠在砖堆上，身上那件紫色的确良衬衫被撕得粉碎，裤子褪到了膝盖处。她的皮肤在晨曦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青白色，眼睛瞪得滚圆，瞳孔里仿佛还凝固着临死前的极度恐惧。
接到报案时，陆卫东正打算在局里食堂吃碗豆腐脑。
“陆队，北郊出事了，大案。”小刘冲进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连军帽都跑歪了。
陆卫东二话没说，抓起椅背上的警服和那把54式手枪，跳进一辆掉漆的警车，一路拉响警笛，穿过半个城市。
现场已经被先期到达的派出所民警封锁了。陆卫东跨过警戒线，脚下的皮鞋踩在枯草上发出沉重的闷响。老赵——副队长，已经蹲在尸体旁，正对着那具年轻的身体发愣。
“陆队，这案子……不一般。”老赵转过头，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陆卫东蹲下身子，戴上乳胶手套。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约莫二十出头，颈部有一圈极其深且淤青的指痕。这种痕迹不是由细绳造成的，而是人力——一种极大的、带有毁灭性的握力，直接捏碎了死者的喉骨。
“机械性窒息，死于暴力掐扼。”陆卫东沉声说，他的目光向下移动，瞳孔骤然收缩。
在死者私密的部位，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东西。那是白色的、圆柱状的物体，在暗红色的血污中显得格外刺眼，甚至带有一种扭曲的、令人作呕的“仪式感”。
陆卫东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夹出一根。
那是白粉笔。
学校黑板上用的、最普通不过的粉笔。
“一，二，三……”一旁负责勘查的技术员小张声音颤抖着，“一共二十二根，太残忍了。”
陆卫东站起身，环顾四周，地面还有几根散落的断裂粉笔。现场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说明凶手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或者是利用了某种体型上的绝对优势，瞬间压制并杀死了被害人。随后，他在这寂静的荒野中，慢条斯理地完成了这种变态的“仪式”。
“老赵，这是凶手的‘签名’。”陆卫东的眼底燃起了一簇寒冷的火焰，“这不是普通的流氓杀人，这是一个脑子彻底坏掉、却又极其冷静的变态杀人犯。”
下午两点，市局会议室。
浓烈的旱烟味在屋顶盘旋。局长重重地拍了桌子，杯子里的茶水溅了一桌。
“严打还没结束！在咱们齐齐哈尔的地界上，竟然出现了这种丧尽天良的案子！省厅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要求限期破案！”
陆卫东站起身，神色冷峻：“局长，案情我已经梳理过了。被害人名叫王利平，21岁，电缆厂三车间的工人，昨晚十点下中班，在回宿舍的路上失踪。死因很明确，但这种塞入粉笔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都少见。”
“卫东，局里研究决定，成立‘84·9专案组’，由你担任组长，老赵担任副组长。”局长直视着陆卫东的眼睛，“你是咱们局里的一把尖刀，这块硬骨头，你必须给我啃下来。”
陆卫东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会议散后，陆卫东和老赵在办公室里摊开了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