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下旬，齐齐哈尔。
北方的秋天短得像个喷嚏，几场霜打下来，满地的落叶就被冻在了泥里。陆卫东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树已经秃了，王淑芬正忙着把最后一批大白菜往地窖里挪。
家里的炕越发显得宽敞了，只有老四和老五在那儿打闹。陆卫东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一张大连寄回来的明信片，那是老二寄的，正面是老虎滩传说石雕照片，背面只有一句话：“爸，妈，军校训练挺苦，但饭管饱，我长高了，不用担心。”
陆卫东笑了笑，刚要把明信片收起来，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陆队在吗？陆队！”
听声音是局里的小王。陆卫东眉头一皱，这个时间点找上门，准没小事。
来的人不光有小王，还有一个穿着破烂羊皮大褂的老头，浑身冒着寒气，裤腿上全是冻得结冰的泥点子。
“陆队，这是从碾子山区过来的老乡，说是捡到了这个，非要找‘打拐的那个陆青天’。”小王递过一个皱巴巴的、已经撕开的“大前门”烟盒。
陆卫东接过烟盒，眼神瞬间变得锐利。
烟盒的内侧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是用烧焦的木棍写的，黑灰已经有点模糊，但依稀能辨认出几个字：
“黑河……林场……救命……我系广东人……”
在字迹的最后，画着一个非常小的符号——那是两颗歪歪扭扭的心连在一起。
陆卫东的心猛地一沉，他迅速跳下炕，从柜子里翻出那个起了毛边的蓝色笔记本。翻到写着五个红叉的那一页，指尖停在其中一个名字上：
“陈小龙，12岁，湛江人，背部有双心形胎记。”
“老乡，这烟盒在哪儿捡的？”陆卫东沉声问道。
“就在黑河边上一个送木料的卡车底下。那卡车是从大兴安岭林区深处出来的，我就瞧见个小孩探了下头，手一甩，这东西就掉我脚边了。”老头抹了把脸上的汗，“那孩子，眼神跟饿狼似的，吓死个人。”
半小时后，齐齐哈尔市局办公室，灯火通明。
赵局长披着棉大衣走进来，看着桌上那个烟盒，又看看陆卫东：“卫东，你觉得跟去年南澳岛那个‘阿骚’有关？”
“‘阿骚’逃到了香港，但他带走的那几个孩子并没在广东境内出现。”陆卫东指着笔记本上的红叉，“去年汇报时我就怀疑，他们有一条发往北方的‘暗线’。1981年全国搞大建设，矿山、林场需要大量劳动力。那些偏远林区，甚至连户口都不查，只要有力气就能干活，没力气的……”
陆卫东没再说下去，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没力气的孩子，在那里就是“消耗品”。
“现在是1982年了，严打的苗头已经出来了，这帮人竟然还敢顶风作案？”赵局长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卫东，你想怎么做？”
“黑河距离咱们这儿远，大兴安岭深处更是法外之地。”陆卫东眼神冰冷，“我带两个人，先摸过去。如果是陈小龙，那剩下的四个孩子，大概率也在那儿。”
就在陆卫东准备出发的前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从哈尔滨寄来的挂号信。
信是苏玉写的。沈老师和苏玉领证后，生活过得红火，苏玉在信里除了问候，还特意提到了一件事：
“卫东，前些日子我的一位省美协的朋友去黑河采风，回来时提到在边境林场写生，无意中画到了几个奇怪的‘搬运工’。他们虽然个子小，但干的是成年人的重活，领头的工头甚至背着猎枪。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你办案时留个心眼。”
信封里还夹着一张速写。
画上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正弯腰扛着一根巨大的原木。少年的脸是模糊的，但他裸露的后背上，那个双心形的胎记被画家敏锐地捕捉到了。
陆卫东看着这张素描，手指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画家的眼睛和画笔记录下的场景，帮陆卫东锁定了他找了一年多的犯罪线索。
齐齐哈尔市局办公室里，赵局长把一份加急电报拍在桌上。
“卫东，省厅那边协调好了。黑河那边的林场跨度大，很多地方连地图都没标清。你说这个‘阿骚’潜逃香港前，把这批货‘甩’给了北方的林场工头，消息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