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齐齐哈尔。
秀兰放寒假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正下着雪。陆卫东站在站台上，远远看见秀兰从车厢门口探出头来，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大衣，围着一条红围巾，脸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发光。
“爸！”
她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跳下来，差点绊了一跤，陆卫东一把扶住她。提包很沉，他接过去掂了掂：“都装的啥？”
“画，还有给妈和弟弟妹妹买的东西。”秀兰挽着他的胳膊，叽叽喳喳地说了一路——学校的画室多大、同学多厉害、老师多严格、食堂的饭多难吃。陆卫东听着，偶尔问一句，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推开门，王淑芬正在灶房忙活。秀兰喊了一声“妈”，王淑芬从灶房跑出来，一把搂住女儿，眼泪就下来了。
“瘦了，又瘦了。北京的饭是不是吃不惯？”
“妈，我没瘦，还胖了两斤呢。”
老四从里屋冲出来，抱着秀兰不撒手。老五也跑出来，仰着脸喊“大姐”。老二站在里屋门口，叫了一声“老三”，嘴角带着笑。
两只猫蹲在炕角，眯着眼睛看这一屋子人，尾巴一甩一甩的。老四把黑猫抱起来递到秀兰怀里，猫挣了一下，跳下去跑了。
秀兰从提包里掏出一大包东西——给王淑芬的羊毛围巾、给老四的彩色铅笔、给老五的连环画、给老二的北京地图。
“爸，沈老师让我带封信给你。”她从提包最里层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陆卫东拆开，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沈老师和苏玉坐在新房的客厅里，两人都穿着新衣裳，苏玉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沈老师穿着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笑得自然又欢喜。照片背面写着：“卫东，10月5日领证了。邻居帮忙拍的。”
信写了两页纸。沈老师说，房子收拾好了，画院的宿舍已经退了，彻底搬到苏玉分的那个房子了。说苏玉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手艺比她画画还好。说他们准备过年包饺子，问陆卫东一家什么时候有空去哈尔滨住几天。信的末尾写了一句：“秀兰这孩子，是我们的媒人。”
秀兰凑过来，说：“沈老师写信告诉我了。他说苏阿姨搬过去那天，两人包了一顿饺子，算是在一起的第一顿饭。苏阿姨还给我织了一件毛衣，说过年给我寄过来。”
她又从提包里翻出几张照片——天安门前四个人的合影，她和沈老师站在金水桥边的合影，她和陆卫东在纪念堂台阶上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她一个人站在央美附中门口拍的。她把那张合影递给王淑芬：“妈，这张给你。你想我的时候就看看。”
王淑芬接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放在柜子上。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挤得满满当当。老大也从哈尔滨回来了，坐在陆卫东旁边，瘦了不少，但下巴的棱角更分明了。
王淑芬做了十个菜，摆了满满一桌。老四啃着鸡腿，含含糊糊地说：“过年了，大家终于又聚齐了。”老五说：“大姐也回来了，大哥也回来了。”老二端着碗，没说话，但嘴角翘着。
秀兰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麦精汽水，端起杯子说：“新年快乐。”
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阵接一阵。屋里的灯亮着，热气腾腾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话，王淑芬给这个夹菜给那个添饭。
陆卫东端着酒杯，没喝多少，看着这一桌子人，觉得这一年多经历的那些风浪、那些奔波、那些睡在火车硬座上的夜晚，都值了。
转眼到了1982年夏天。
老二高考了。
考前那天晚上，陆卫东坐在院子里抽烟。老二从屋里出来，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蚊子嗡嗡地围着路灯转，两人谁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老二开口了：“爸，要是我考不上军校怎么办？”
陆卫东把烟掐灭，说：“考不上就再考一年。家里供得起。”
老二没再问。
高考那天，陆卫东请了半天假，送老二去考场。老二说不用送，他还是去了。考场在铁路中学，门口站满了家长。陆卫东站在人群里，看着老二进了校门。老二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进去了。
成绩出来那天，老二自己去看的榜。回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进门把成绩单放在桌上，说：“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