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东西，陆卫东从包底摸出两个红色的小盒子，放在炕桌上。
“爸，这又是啥？”老五眼尖，一把抓过其中一个打开。里面是一枚一等功奖章，金色的，在灯光下泛着沉甸甸的光。奖章的绶带是红色的，绣着金线，正中间是国徽图案。
“这是奖章。”陆卫东说，“爸得的。”
老四凑过来，把另一个盒子也打开了——里面是一枚二等功奖章，银色的底，金色的五星和边框，绶带也是红色的，同样精致。
“哇，有两个！”老五把两枚奖章并排摆在炕桌上，左看看右看看，又拿起那枚一等功奖章掂了掂，“爸，这个是金的吗？比那个沉！”
“那是你爸在大兴安岭和哈尔滨破大案得的。”王淑芬从灶房里走出来，站在老五身后看了一眼，“一等功，二等功，都是拿命换来的。”
“爸，你是不是当英雄了？”老五仰着脸问，眼睛亮晶晶的。
“英雄算也不算。”陆卫东说，“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老四拿起那枚二等功奖章对着光看了半天，又拿起一等功奖章比了比，说：“两个都好看。爸，这个一等功是不是比二等功厉害？”
“那当然！”老五抢答，“一等奖比二等奖大，爸拿了一等奖！”
老四不懂这些，她觉得两个奖章都好看，红色的绶带，金色的牌子，放在炕桌上沉甸甸的。她和老五一起趴在炕桌边，把两个盒子摆来摆去，比谁更亮、谁的绶带更长。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凑过去闻了闻奖章盒子，又甩了甩尾巴走开了。
王淑芬站在炕沿边，拿起那枚一等功奖章。她看得很仔细——正面是国徽，背面刻着一行小字：“陆卫东同志，一九八二年侦破重大案件，一等功”。她放下这枚，又拿起另一枚——二等功，背面同样刻着字：“陆卫东同志，一九八二年侦破重大案件，二等功”。
她的手在奖章上轻轻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把它们小心地放回盒子里。
“你每回出去，我都跟你说注意安全。”她的声音有点发紧，眼圈已经红了，“你每回都说知道了。可哪回也没见你消停。”
她把两个盒子都合上，放在炕桌上，转过身去抹了一把眼睛，“一等功、二等功——这是拿命换的。我宁可你平平安安的，不要这些奖章。”
“淑芬——”陆卫东站起来，想说什么。
王淑芬没有回头，进了灶房。老五看了看那两个盒子，又看了看灶房的方向，小声问老四：“妈咋哭了？”
老四也懵懵懂懂的，摇了摇头。她跑到灶房门口，躲在门框后面往里看了一眼，又跑回来，声音压得低低的：“妈在擦眼泪呢。”
老五挠了挠头，不太明白。他想了想，又拿起那两个盒子，自言自语地说：“得了奖不是好事吗？妈为啥哭？”
老二一直在旁边站着，没有凑过来。他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两个盒子，看着盒子上那行烫金的小字。他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大连陆军学院，教官给他们讲过。一等功，那是要拿命换的，或者是做了九死一生的事，能活着得一等功的人并不多。二等功也不是轻易能拿的，那也是拼出来的。他爸一年之内拿了两枚，这背后是什么，他心里清楚。
他站在那里，右手下意识地攥了攥裤缝。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说要当兵、要上战场，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以为当兵就是端起枪往前冲。现在他在军校待了半年，知道什么叫牺牲、什么叫责任，也知道一等功这三个字的分量有多重。
他走过去，拿起那个一等功的盒子，打开看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然后他转过身，看着陆卫东。
“爸，”他说，声音有点哑，“一等功不好拿。二等功也不好拿。在军校，教官给我们讲过——能拿一等功的，都是拿命拼出来的。你这一年在外面，到底经历了啥？”
陆卫东看了他一眼，只说了句：“案子都破了，人也都抓回来了。具体的回头再跟你细说。”
老二攥了攥手腕上的新表，没再追问，但他眼神里的那道担忧，一直没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