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在供销社门口把大纸箱抬上吉普车后座，陆卫东用绳子把箱子固定好，又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垫在箱子底下。王淑芬带着老二老三溜达回去，老四老五死活不肯坐副驾驶，非要挤在后座挨着那个大纸箱，一路上两双小手都搭在纸箱上，像是怕它长翅膀飞了。
回到家，陆卫东找隔壁小魏借了架梯子，把室外天线架在屋顶上。老四在下面扶梯子，老五抱着天线包装盒里的说明书蹲在墙根下，看不懂也舍不得撒手。老二志刚脱了棉袄，只穿了件毛衣就爬上了屋顶。
“爸，你下去看着屏幕，”老二接过天线杆，“我在这边转，画面清楚了你就喊一声。”
陆卫东下了梯子，进屋盯着电视机屏幕。老三秀兰站在门口，负责传话。陆卫东调了几下频道键，屏幕上先是满屏雪花，有若隐若现的人影，沙沙作响。他朝门口喊了一声：“有信号了，但全是雪花！”
老三朝屋顶喊：“爸说有信号了，还全是雪花！二哥你再转一点！”
老二在屋顶上慢慢转动天线方向，老三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盯着他手上的动作。屋里的屏幕上，雪花开始变淡，一个模糊的人影浮了出来。
“好一点了！再转一点！”陆卫东盯着屏幕喊。
老三朝屋顶传话：“再转！”
老二把天线往左转了半圈。屏幕上的画面猛地清晰了——播音员的灰色中山装、背景里的红旗、嘴唇上的红色，清清楚楚。
“停！就这个位置！”陆卫东喊。
“就这个位置！”老三跟着喊。
老二把天线支架固定在那个角度，从梯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进屋的时候，一家人都已经围在电视机前了。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正在播——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画面里鲜红的地毯、金色的国徽、深色的西装，还有领导人胸前那朵小小的红花，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屏幕上。老四趴在电视机前面，盯着画面看了好一会儿，才发出一声感叹：“真的是红的！爸，你看他胸前的花是红的！”
老五从人缝里挤到最前面，伸出手想摸屏幕上的红地毯，被老四一把拽回来：“别碰！摸坏了怎么办！”老五缩回手，但眼睛还是死死盯着画面，嘴里嘟囔着：“爸，这个人脸上的颜色，跟咱们一个样！”
老三站在电视机侧面，抱着素描本，看着屏幕上那些有了颜色的画面，忽然想起沈老师跟她说过的一句话：“秀兰，你要学会用色彩表达情感。”她以前画水彩，画的是石膏像和静物，色彩是照着实物调的。可刚才电视画面里切过一个镜头——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在风里摇晃——她忽然想到，金黄可以画丰收，也可以画乡愁。同一个颜色，原来能装下不一样的东西。
老二志刚站在门口，看着屏幕上正在播的国际新闻——画面里是中东某个国家的边境线，士兵、坦克、铁丝网。新闻解说员的声音低沉有力，说到“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时，画面切到了联合国大厦前飘扬的各色国旗。老二想起入学时教官说的那句话：“你们将来要守护的，不只是脚下的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回头看了一眼窗外屋顶上那根天线——那是他刚才亲手固定好的。
陆卫东退后两步，坐在炕沿上，看着屏幕里那个彩色的世界，心里恍惚了一下。前世在嫩江的那些年，工棚里没有电视，他唯一一次看彩电是有一年春节去工友家拜年，人家刚买的大彩电摆在堂屋里，他坐在门槛上看了半天的节目，回去的路上心里空落落的。那时候他不敢想自己家也能有一台。
王淑芬最后一个从灶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干了，站在门口。她没有走过去，只是站在那里，隔着两三步的距离，看着屏幕上正在播的画面——镜头切到一个菜市场，绿油油的青菜，白生生的大萝卜，码得整整齐齐的豆腐块。阳光从供销社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那些菜上面，青的青，白的白，豆腐上还挂着水珠，亮晶晶的。
她看着那些颜色，嘴角慢慢翘起来，眼眶却有点红。这些年她守着这个家，从煤油灯熬到电灯，从窝头咸菜熬到溜肉段，从一个一个拉扯五个孩子到他们一个个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去了大连。她以为日子就是这样了——灶台、菜地、孩子们换下来的衣裳、院子里那棵年年春天发芽的老杨树。可眼前的电视屏幕里，那些菜比供销社柜台里的还新鲜，那些人穿的衣服比她扯的布还好看。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只是觉得，这台电视像一个窗口，把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拉到了她面前。
陆卫东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值了。”他说，声音不高。
王淑芬嗯了一声，用围裙擦了擦眼角，转身进了灶房。灶台上的锅里正炖着排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老四忽然喊了一声：“爸！这个台在播广告！彩色电视机的广告！”
老五也跟着喊：“跟咱家这个一样！”
广告里，一台北京牌彩电摆在画面正中央，屏幕里正播放着天安门前升国旗的画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里飘。旁白是一个浑厚的男声：“北京牌彩色电视机，让您的生活充满色彩。”
陆卫东看着屏幕上那面红旗，又看了看自己家里这台崭新的北京牌彩电，觉得这广告倒像是专门给他拍的。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齐齐哈尔的冬天还很长，但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间亮着彩电的屋子里，1983年的春节，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