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6日，大兴安岭。
白毛风刮起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三辆解放牌卡车在雪壳子里艰难地嘶吼着，车轮上缠着的防滑链撞击着冻土，发出咔咔的脆响。前车坐着陆卫东和小刘，老韩带着两个年轻民警在后车押着那五个孩子，另外一辆里坐着老赵他们。
采伐场那边还有十几个被关押的劳工要安置，尸体要清理，赃物要清点。边防支队的一个排留下来善后，陆卫东他们几个市局的人先走，把孩子安全带出去。
陆卫东坐在这辆领头卡车的副驾驶位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却烧得起了一层干皮。左肩的伤口虽然被边防的卫生员简单处理过，铁砂子挑出来了，可在这零下三十多度的极寒天里，伤口周边的肌肉冻得发紫，火烧火燎的疼一阵阵地往骨缝里钻。
“陆队，喝口热水。赵队和老韩他们那两辆车在后头跟着呢，五个孩子都很安全。”小刘一边死死把住方向盘，一边把腰里的军用水壶递过去。
陆卫东用右手接过，抿了一口，水是温的。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前方被风雪遮蔽的山路。怀里那个蓝色笔记本硌着他的胸口，本子上的五个红叉已经划掉了，可他知道，案子还没完。“黑狗”死了，但这深山老林里，那条“暗线”的根儿还没拔干净。那些负责运输、销赃、望风的人，还在暗处盯着他们。
车子刚开到一个叫“歪头砬子”的窄路口，陆卫东猛地坐直了身子，右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搁在档位杆旁边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停车！”
“咋了陆队？”小刘一脚刹车，卡车在雪地上横着滑出去三四米，车尾差点甩到路边的树桩上。
陆卫东眯起眼，透过漫天飞舞的雪片，看见前方路中央横着一棵被锯断的红松。树干足有脸盆那么粗，树皮上的松脂还没干透，断口新鲜平整，木屑还挂在断面上。雪只盖住了树干的一半，说明倒下没多久。这不是被风吹断的——切口齐整，是有人故意设的路障。
陆卫东的心猛地一沉。这种深山老林里的土路，平时十天半月也没一辆车经过。谁会在这儿锯一棵树横在路上？只有一种可能——有人不想让他们出去。
“有埋伏！后车，警戒！”陆卫东推开车门，由于用力过猛，左肩的血又洇了出来，在大衣上晕开一团黑紫，顺着袖口往下淌。
话音未落，路两旁的林子里突然冒出几支火药枪的红光，伴随着“哐哐”的闷响，卡车的挡风玻璃瞬间被打成了蜘蛛网状，碎玻璃碴子溅了一驾驶室。
“是那帮收木料的亡命徒！”小刘大喊一声，俯身从车座底下抽出枪，拉开枪栓顶上子弹。
枪声在山谷里炸开，惊起林子里一群寒鸦，黑压压地飞过天空。
这帮人是“黑狗”剩下的同伙——负责把非法采伐的木材偷运出山的货车司机、山外的联络人、以及几个跟着“黑狗”混饭吃的地痞。他们知道，一旦这几个被拐的孩子被安全送出山，黑河到齐齐哈尔这一路上所有的非法矿场和采伐点全得曝光。到时候，不光是“黑狗”的命，他们每个人的脑袋都保不住。
他们这是要杀人灭口，把孩子留在大兴安岭当肥料。
“陆队，你别动，我带人冲过去！”小刘猫着腰跑到陆卫东身边，嘴里喷着白气，脸冻得通红。
“少废话，老子还没死呢！”陆卫东单用右手提枪，咬着牙跨步跳下车。左臂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根本抬不起来。他索性用腋下死死夹住枪托，整个人靠在车门上，像一尊铁塔。
老兵的直觉让他根本不需要仔细瞄准。风雪里，百米开外一个正准备投掷自制炸药包的歹徒刚露出半个身子，陆卫东“砰”的一枪，那人应声倒地，炸药包掉在雪地里，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团黑烟和雪沫。
但这帮亡命徒占据了高处的山坡，密集的铁砂和土制炸药在公路两旁炸开，碎石子和碎木片飞溅，打得车皮叮当乱响。陈小龙那五个孩子缩在后车车斗里，吓得放声大哭。喊着粤语，哭喊声尖利刺耳，在空旷的林子里传出去很远。
“妈妈——我要妈妈——”
听到这哭声，陆卫东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想起了远在外面上学的三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