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去富拉尔基查了两天,带回来一份名单。
名单上写着七个人,都是富拉尔基近三年得过“先进个人”称号的。有公社干部,有学校老师,有供销社的售货员,有粮站的会计,有卫生院的医生。陆卫东一个一个看过去,把今年得奖的、能去县城开会的、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的挑出来——钢笔上刻的是1976年,那是今年的奖品。去年、前年得奖的人,手里拿的是往年的奖品,钢笔上刻的是1975年或者1974年。
他翻了两遍名单,今年得奖的一共三个人。
一个是公社的文书,姓刘,三十二岁,今年春天得的先进个人,经常去县城开会。老婆在娘家住,不常回来。
一个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赵,二十八岁,今年夏天得的先进个人,也去过县城开会。刚结婚,还没孩子,老婆在供销社当临时工。
一个是卫生院的医生,姓孙,三十岁,今年秋天得的先进个人,没结婚,一个人住。
陆卫东把这三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又把那支钢笔拿出来看。笔是英雄牌的,上海产的,市面上不多见。笔帽上的字是刻上去的:“奖给先进个人,1976年。”字迹清晰,刻得工整,是公社或者县里统一发的奖品。
他把小张叫来,问:“钢笔上的指纹查了吗?”
小张说:“查了。只有一个人的指纹,是死者的。凶手的指纹没有留下。”
陆卫东点点头。他早就料到会这样。凶手既然能把钢笔掉在现场,说明他慌乱,但不至于连指纹都不擦。没留下指纹,反而说明他擦过了——或者戴了手套。
他又问:“笔上还有什么?”
小张说:“笔尖有点歪,像是摔过。笔杆上有一道划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别的没了。”
陆卫东把钢笔收好,站起来,对老赵说:“走,再去一趟富拉尔基。”
这回他们没去靠山屯,直接去了公社。
公社文书姓刘,是个瘦高个,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不认识。
陆卫东说:“你去靠山屯下过乡吗?”
刘文书说:“去过。今年春天去过一次,统计春播面积。”
陆卫东说:“见过王翠花吗?”
刘文书想了想,说:“名字不记得了,但靠山屯我认识的人不多,也许见过,记不清了。”
陆卫东说:“你今年得的先进个人,奖品是什么?”
刘文书愣了一下,说:“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个笔记本。怎么了?”
陆卫东说:“没发钢笔?”
刘文书说:“没有。今年的先进个人,发的都是搪瓷缸子和笔记本。钢笔是前年发的,去年开始就不发了。”
陆卫东心里一动。钢笔是前年发的?那钢笔上刻着1976年,怎么会是前年?他问:“你确定?”
刘文书说:“确定。我前年也得过一次先进个人,那次发的就是钢笔。去年和今年发的都是搪瓷缸子。”
陆卫东说:“你前年的钢笔还在吗?”
刘文书说:“在。我放在家里,不怎么用。”
陆卫东点点头,没再问。
第二个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赵。小赵圆脸,看着挺老实。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不认识。
陆卫东说:“你去靠山屯下过乡吗?”
小赵说:“去过。供销社收鸡蛋、收山货,靠山屯我去过不少回。”
陆卫东说:“见过王翠花吗?”
小赵说:“翠花?老李家的媳妇?见过。她来供销社买过东西,我记得。”
陆卫东说:“你今年得的先进个人,奖品是什么?”
小赵说:“搪瓷缸子,还有一个笔记本。”
陆卫东说:“发钢笔了吗?”
小赵摇摇头:“没有。听说是前年发过钢笔,这两年都不发了。”
陆卫东记下来。
第三个是卫生院的孙医生。孙医生年轻,白白净净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大褂,说话轻声细语。
陆卫东问他认不认识王翠花,他说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