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陆卫东就起来了。王淑芬还在睡，孩子们也睡着。他轻手轻脚地穿上衣裳，在灶台边抓了两个凉馒头，揣进怀里，推门出去。老赵已经在车里等着了，发动机嗡嗡响着，排气管冒着白雾。
“走吧。”陆卫东上车，关上门。
天还是黑的，车灯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眼睛发酸。老赵开得不快，路上有冰，方向盘得把得死死的。陆卫东靠在座位上，把馒头掰开，递了一半给老赵。两人就着凉水吃了，谁也没说话。
到龙江县城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县政府的大院门开着，门口有个老头在扫雪，扫帚刷刷的。陆卫东下了车，跺跺脚上的雪，往里走。
宣传科在二楼，门开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正在擦桌子。陆卫东亮出证件，说明来意。女人姓周，是宣传科的干事，说话利索，办事也利索。她翻了翻柜子，找出一个本子，摊在桌上。
“这是今年的先进个人名单。县里评的，各行各业的都有。”陆卫东接过本子，一页一页翻。先进个人不少，有工厂的，有学校的，有供销社的，有卫生院的。奖品一栏写着：搪瓷缸子、笔记本、毛巾。
他问：“今年没发钢笔？”
周干事说：“没有。钢笔是前年发的，那年经费多。这两年经费紧，就发缸子了。”
陆卫东说：“前年的钢笔上刻的是什么字？”
周干事想了想，说：“奖给先进个人，一九七五。”
陆卫东点点头，又问：“今年的先进个人，有没有人额外发过钢笔？比如特别优秀的，或者从别的渠道弄到的？”
周干事摇头：“没有。都是统一发的，一样的东西。”
陆卫东把那本名单又翻了一遍。富拉尔基公社今年有三个人得奖，就是名单上那三个——刘文书、小赵、孙医生。奖品都一样，缸子、本子、毛巾，没有钢笔。
从县政府出来，他站在台阶上，点上一支烟。老赵跟出来，问：“怎么样？”
“钢笔不是县里发的。”
老赵皱起眉头：“那会是哪儿发的？公社自己发的？”
陆卫东说：“公社前年发的钢笔，刻的是1975。今年发的缸子，刻的是1976。咱们捡的那支笔，刻的是1976，但又不是今年的奖品。”
老赵说：“会不会是有人自己刻上去的？”
陆卫东没说话。他把烟抽完，掐灭，说：“走，去供销社。”
龙江县供销社在街对面，是县城最大的门市部。陆卫东进去，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问有没有英雄牌钢笔。售货员从玻璃柜里拿出几支，摆在柜台上。黑色的，跟现场那支一模一样，但笔帽上没有刻字。
“这种钢笔，能刻字吗？”陆卫东问。
售货员说：“能。刻字要去刻字铺，文化街有一家，老张头刻了一辈子字。”
陆卫东和老赵又去了文化街。刻字铺在一条窄巷子里，门脸很小，要不是门口挂着一块“刻字”的木牌，根本看不出来。推门进去，一股墨汁和木头屑的味道。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戴着老花镜刻章，手稳得很。
陆卫东把钢笔递过去：“师傅，这上面的字，是您刻的吗？”
老张头接过笔，眯着眼睛看了看，又拿放大镜照了照，说：“是我刻的。”
陆卫东心里一跳：“您确定？”
老张头指着笔帽上的字：“你看这个‘先’字，这一撇，我手抖了一下，比别的深。还有这个‘年’字，最后一笔，我习惯往上挑。刻了一辈子字，每个人的手劲习惯不一样，骗不了人。”
陆卫东说：“什么时候刻的？”
老张头想了一会说：“今年开春。三四月份吧。”
陆卫东说：“谁拿来刻的？”
老张头摘下老花镜，看着陆卫东：“同志，这人犯了什么事？”
陆卫东没回答。
老张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白白净净的，说话轻声细语。说是得了先进个人，发了一支钢笔，但笔帽上没刻字，让我给刻上。我记得清楚，那天还下着雨，他打着伞来的，伞上印着‘龙江县卫生院’几个字。”
陆卫东的手微微攥紧了。白白净净，轻声细语——和孙医生对上了。
他说：“那人长什么样？”
老张头说：“中等个，不胖不瘦，戴副眼镜。穿一件蓝大衣，挺干净的。”
陆卫东说：“他有没有说在哪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