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东跟着小魏走进风雪里。
外头的雪又下大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往下落，几步外就看不清人。冷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派出所跑。
“什么情况？”陆卫东一边跑一边问。
小魏喘着说，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富拉尔基那边，今天下午有人在野地里发现一具尸体。男的，三十来岁，身上有伤。当地派出所已经去了，李队长让赶紧叫您，说这案子不简单。”
陆卫东心里飞快地转着。野地，尸体，有伤——不是冻死的，不是病死的，是他杀。大年初八就出人命案，这一年怕是不会太平。
跑到派出所门口，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儿，发动机没熄火，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李队长从车窗里探出头，冲他招手：“老陆，上车！快！”
陆卫东钻进车里，车就开了。
车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技术科的小张，二十多岁，拎着勘查箱，脸绷得紧紧的，一看就是头一回出现场的新手。另一个是市局的老刑警老韩，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抽烟抽得牙都黄了，在刑侦科干了二十多年，什么案子都见过。老韩看见陆卫东，点点头，没说话，递过来一支烟。
陆卫东接过烟，点上，靠着车窗抽着。
车往富拉尔基开。雪越下越大，雨刷器不停地刮，车窗上还是积了一层薄雪。司机开得很慢，但车还是在雪地里一颠一颠的，轮子时不时打滑，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里没人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雨刷器的咔嗒声。
李队长把情况说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下午三点多，富拉尔基一个农民去野地里捡柴火，走到一处洼地，发现雪地里趴着个人。走近一看，吓坏了，扔下柴火就跑，跑回村子报的信。当地派出所的人去了，确认是尸体，已经冻硬了。他们没敢动尸体，就等着咱们。”
陆卫东问：“有身份证明吗？”
李队长说：“没有。身上翻遍了，什么都没有。衣服是普通的黑棉袄黑棉裤，看不出什么地方的，也没啥特殊标记。”
陆卫东又问：“身上有伤？”
李队长说：“有。脖子上有勒痕，很深的勒痕。可能是被勒死的。具体的得等法医看了才知道。”
陆卫东心里一沉。
勒死。抛尸野地。没有身份证明。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抛尸到这儿？他闭上眼睛，脑子里过着这些年办过的类似案子，但想不出什么头绪。
车开了快两个小时，到了现场。
野地一片白茫茫的，几棵光秃秃的杨树站在远处，枝桠上落满了雪。雪地里已经围了一圈人，有穿制服的民警，有穿便衣的当地干部，还有几个看热闹的农民，缩着脖子站在远处，一边跺脚一边往这边张望。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照得雪地上白花花的，人影憧憧。
陆卫东下了车，踩着没脚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
尸体趴在地上，脸朝下埋在雪里，身上已经落了一层新雪，几乎要和周围的雪地融为一体了。旁边蹲着个人，是富拉尔基派出所的所长，姓郑，四十多岁，一脸疲惫，看见陆卫东，他赶紧站起来，脚下一滑，差点摔倒。
“陆科长，你可来了。”郑所长迎上来，声音沙哑，“这案子我们不敢动，就等你们。”
陆卫东点点头，蹲下来，凑近看了看。
死者是个男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偏瘦。穿一身黑棉袄，黑棉裤，都是旧的，棉絮都露出来了，膝盖和胳膊肘磨得发白，打着好几块补丁。脚上是一双解放鞋，二号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后跟都快没了，鞋帮子上沾满了泥。
陆卫东伸出手，把尸体翻过来。
这一翻，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脸冻得发青，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眼珠子上蒙着一层白翳。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紫红色的，绕着脖子一圈，像一条蛇缠在上面。勒痕很粗，不像绳子勒的，倒像是什么宽的东西——皮带？布条？还是别的什么？
陆卫东抬起头，对技术科的小张说：“拍照。每个角度都要拍。”
小张点点头，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闪光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的，照亮了那张发青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