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去哈尔滨半多个月，家里收到第二封信。信上说沈老师开始教她画人像，从石膏人像画起，说人像最难，五官的比例差一点就不像。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爸，等我回去给你和妈一人画一张。”陆卫东把信放在炕上，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老大在家待了几天，天天看书，偶尔教老二英语。老二的英语底子差，念单词磕磕绊绊的，老大不厌其烦地纠正发音。老四说：“哥，你比老师还有耐心。”老大说：“你英语也不好，过来一起学。”老四抱着猫跑了。老五蹲在院子里拿根树枝写字，写自己的名字陆志平，写了好几天，终于写工整了。王淑芬说：“开学上一年级了，得收收心了。”老五说：“知道了。”
丢孩子的案子查了十来天，没什么进展。那辆三轮摩托车一直没找到，协查通报发出去，周边市县都说没见过。唯一线索是一家旅店里住过二人，但二人用的是假名字，登记簿上写的“王德发、李秀英”，一查，查无此人。铁锋区派出所的周所长把附近旅店招待所翻了个遍，再没发现可疑的人。
陆卫东坐在办公室里，把三起案子的材料翻来覆去地看。富拉尔基丢的是个五岁男孩，梅里斯丢的是个四岁女孩，铁锋区丢的是个四岁男孩。三个孩子，三个地方，时间间隔都是一周左右。作案手法一样——一个女人出面，把孩子抱走，外面有车接应。但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没人说得清。目击者都说是“穿灰衣裳、头上包着围巾”，脸被遮住了大半。
老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陆队，富拉尔基那边又有人报案了，说看见一辆带棚子的三轮摩托车在村里转悠。”陆卫东接过纸看了看，是一个农民的举报，说昨天下午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停在村口，车上坐着一个男人，戴着帽子，看不清脸。他上去问了一句，那人说走亲戚的，开车就走了。
陆卫东说：“哪个村？”
老赵说：“腰屯。就是刘强军表姐住的那个村子。”
陆卫东心里一动。腰屯，富拉尔基北边的一个村子，偏僻，路不好走。那辆三轮摩托车出现在那儿，不像是走亲戚的。走亲戚会停在大路上，不会停在村口。
“走，去腰屯。”陆卫东穿上外衣，叫上老赵。
到腰屯的时候，快中午了。陆卫东找到村支书，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姓孙。孙支书说，昨天确实有一辆三轮摩托车来过，停在村口，呆了半个多钟头就走了。开车的是个男的，瘦高个，戴着帽子，没下车。旁边坐着一个女的，也没下车。
陆卫东说：“他们跟谁说过话？”
孙支书想了想，说：“好像跟村东头的刘老婆子说过几句。刘老婆子在村口摆了个小摊，卖瓜子花生。那女的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跟她说了几句话。”
陆卫东找到刘老婆子。老太太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大声喊。她说，昨天下午确实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停在村口，车里的女人问她附近有没有小孩玩的地方。她说村东头有个小广场，孩子们常在那儿玩。那女人问了几句，就走了。
陆卫东说：“她长什么样？”
刘老婆子说：“没看清。头上包着围巾，只露两只眼睛。说话不是本地口音，有点像河北那边的。”
陆卫东把这条记下来。河北口音，跟旅店员工说的那对男女的口音对上了。
从腰屯出来，陆卫东站在村口，点上一支烟。老赵说：“他们又来踩点了。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腰屯。”陆卫东说：“也可能是附近的村子。让富拉尔基派出所的人在这片多转转，发现那辆三轮摩托车不要惊动，跟着，看他们去哪儿。”
老赵点点头。
回局里的路上，陆卫东靠着车窗，想着这个案子。一个月三起了，他们还在踩点，说明他们没打算收手。下一个孩子，可能就在这几天。他得抢在他们动手之前找到他们。但线索太少，一辆三轮摩托车，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两个假名字。那个登记簿上的“王德发、李秀英”，旅店老板说是一男一女，男的瘦高个，女的矮胖，说话带外地口音，住了两天就走了，没留任何线索。没有单位介绍信，没有户口本，什么都没留下。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屋里亮着灯，老大在看书，老二在读单词，老四抱着猫，老五蹲在地上拿根树枝写字。
陆卫东把外衣脱了，坐在炕沿上。老大抬起头，说：“爸，案子有进展吗？”陆卫东说：“有一点。”老大点点头，没再问。
老五跑过来，举着树枝说：“爸，我会写‘妈’了。”陆卫东低头一看，地上歪歪扭扭写着“妈”字。他说：“真棒。”老五高兴了，又蹲回去继续写。
王淑芬把饭端上来，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老四说：“爸，姐什么时候回来？”陆卫东说：“开学前。”老四说：“那还有半个月。”陆卫东说：“嗯。”老四抱着猫不说话了。
吃完饭，陆卫东坐在炕沿上，把今天的报纸拿起来翻。头版还是审判“四人帮”的消息，他看了两眼，放下了。那辆三轮摩托车、那个包着围巾的女人、腰屯村口、刘老婆子说的河北口音，这几样东西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天了。
他把灯拉灭了。躺了下来，旁边王淑芬翻了个身，被子窸窸窣窣响了一阵，又安静了。月光照进来，剪影里看到黑猫在窗台玩着花猫的尾巴。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那辆三轮摩托车。腰屯村口停了半个钟头，问小孩在哪儿玩。下一个村子是哪儿？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明天？后天？翻来覆去想了半天，实在困了，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