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在办公室的硬板床上醒来。说是床，其实就是两张椅子拼的，腿伸不直，腰硌得生疼。他在水房洗了把脸，冷水激在脸上，人精神了些。老赵已经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油条和豆浆。
“法医很快就能出结果，”老赵把纸袋放在桌上，“先吃点。”
陆卫东接过豆浆，喝了一口，还是烫的。他咬了一口油条，嚼了两下，说：“昨天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老赵说：“吴桂珍的社会关系正在查，她那条胡同里住的人不多，挨家挨户问，中午之前能有个大概。香烟的进货渠道，我问了供销社，他们说吴桂珍确实从他们那儿进过货，但量不大，一个月也就两三条烟。可根据邻居的描述，柜子里至少有七八条，光供销社的量不够。她应该还有别的来路。”
陆卫东点点头，把油条吃完，擦了擦手。“走，去法医室。”
法医室在局里一楼最里头，门紧闭着，屋里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刘法医穿着白大褂，正站在解剖台前。台子上躺着吴桂珍的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结果出来了，”刘法医摘下口罩，“死因是机械性窒息，被人用软物捂压口鼻致死。不是掐的，是用枕头或者被子闷的。死后被人摆成仰卧姿势，盖上被子，然后放火。呼吸道没有灼伤，因为人已经死了，没有呼吸。另外，她的手腕和脚踝有轻微淤青，是被捆绑过的痕迹，但捆绑物已经烧没了。她挣扎过，但力气小，没挣开。”
陆卫东说：“捆绑？不是只闷死的？”
刘法医指着死者手腕上的一块暗色区域：“这里，皮下淤血，形状不规则，应该是被绳子或者布条勒过。脚踝也有。捆得不紧，但足以限制她的行动。闷死之后，凶手解开了绳子，把绳子带走了。”
老赵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捆住了再闷，这是有预谋的，不是临时起意。”
陆卫东没说话。他盯着死者手腕上那块淤血，脑子里翻涌着各种可能。捆住手脚，再闷死，然后放火烧屋。凶手不仅要她的命，还要毁掉一切痕迹。这不是普通的抢劫杀人，这是蓄意谋杀。柜子里的香烟和零钱被拿走，可能只是为了伪装成图财害命，转移侦查方向。
“还有什么发现？”他问。
刘法医说：“胃内容物不多，主要是苞米面粥和咸菜，消化了大半，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不是凌晨一点。起火时间是凌晨一点，人至少死了两个小时才被放火烧的。”
陆卫东把这条记下来。死亡时间与起火时间隔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凶手在做什么？清理现场？搬走柜子？还是等夜深了再放火？
从法医室出来，陆卫东站在走廊里，点上一支烟。老赵说：“死亡时间和起火时间对不上，这一点就够推翻意外失火的结论了。”陆卫东说：“还不够。我们要找到凶手，不是推翻结论。”
上午，老赵带着小刘去卜奎街排查，陆卫东留在局里，把吴桂珍的档案和走访记录调出来。档案很薄，几页纸，记录着她丈夫早亡，无子女，有一个外甥女在富拉尔基，但很少来往。她靠着这个小烟摊过活，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这样的人，谁会杀她？
他翻到一页，是吴桂珍三年前的一份笔录。那时候她报过案，说有人偷了她摊子上的烟，但没抓住人。笔录的最后一页，附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地址：“孙长海，铁锋区卜奎街21号。”陆卫东盯着那个名字。孙长海，这个名字他没在走访记录里见到。他让老赵顺路查一下这个人。
下午，老赵回来了，带回来一沓走访记录。卜奎街那一片他挨家挨户问过了，大多数邻居都说没听见动静，但有一个老太太提供了一个线索——她说前天下午，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吴桂珍家门口转悠，四十来岁，中等个，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像个干部。老太太当时以为是来买烟的，没在意。
陆卫东把这条线索记下来，又问：“孙长海查了吗？”
老赵说：“查了。孙长海，四十三岁，在铁锋区物资局上班，是个科员，平时穿中山装，戴眼镜。他跟吴桂珍没什么来往，但他老婆在吴桂珍的烟摊上买过烟，认识。前天下午他确实请假提前下班了，说是身体不舒服。没人能证明他去了哪儿。”
陆卫东说：“物资局的科员，手里有烟票的批条权。吴桂珍柜子里那些多出来的烟，会不会是从他手里来的？”
老赵说：“你是说，孙长海利用职务弄出烟票，倒给吴桂珍卖？”
陆卫东没回答，把那张领烟卡拿出来。卡上写着“吴桂珍”三个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邻居说吴桂珍不太识字，她不可能写出这么工整的字。这张卡是别人代写的。谁会帮她写领烟卡？进货的人。
“查一下孙长海的字迹，”陆卫东说，“想办法弄到他写的字，跟这张领烟卡上的字比对。”
老赵点点头，走了。
陆卫东又翻出那份三年前的报案记录。偷烟的事，吴桂珍报过案，但没结果。孙长海如果那时候就开始倒烟，吴桂珍是不是知道什么？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才被灭口？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他想起那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灰色中山装，像个干部。物资局的科员，穿中山装，戴眼镜，对得上。他请假提前下班，时间也对得上。但证据呢？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指纹，没有凶器。只有一张领烟卡，字迹还没比对。
他把烟抽完，掐灭，转身回到桌前。明天一早，去物资局，见见这个孙长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