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跑了一下午，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孙长海的，”他把纸放在桌上，“我找了物资局办公室的人，说要查一份档案，让他们帮忙调出来。孙长海不在，办公室的人让我等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看见废纸篓里扔着一团纸，捡起来展开，是他写废了的物资调拨单，字迹很清楚。”陆卫东接过纸，上面写着“调拨香烟二十条”几个字，字迹工整，横细竖粗，捺脚有力，跟领烟卡上的字一模一样。“就是他了。”陆卫东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
老赵说：“光有字迹对不上。他可以说领烟卡是他帮吴桂珍写的，那是好心帮忙，不是杀人。”
陆卫东说：“所以还要别的证据。他那天下午请假，说身体不舒服，去了哪儿？谁能证明？”
老赵说：“没人能证明。他老婆在厂里上班，下午不在家。”
陆卫东站起来，把外套穿上。“走，去物资局。”
物资局在铁锋区中心，一栋三层灰砖楼，门口挂着牌子。陆卫东和老赵进去的时候，正是下班时间，人往外走，他们逆着人流上了二楼。孙长海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他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看见两个穿警服的人走进来，他愣了一下，手里的文件夹掉在桌上。
“孙长海？”陆卫东问。
“是我。”他很快镇定下来，把文件夹摆正，“什么事？”
陆卫东没跟他绕弯子。“吴桂珍，你认识吧？”
孙长海的脸微微变了，但很快恢复了。“认识。她在卜奎街摆烟摊，我老婆在她那儿买过烟。怎么了？”
陆卫东说：“她前天晚上死了，你知道吗？”
孙长海说：“不知道。怎么死的？”
陆卫东盯着他的眼睛。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有点过分。“失火。但法医检验，她是被人闷死的。”
孙长海的手在桌面下动了一下，看不见，但陆卫东知道他在攥拳头。“你前天下午请假了，说身体不舒服。你去了哪儿？”
“在家。”
“有人证明吗？”
“没有。我老婆上班，我一个人在家。”
陆卫东把领烟卡的照片放在他面前。“这上面的字，是你写的吧？”
孙长海看了一眼，没说话。
陆卫东说：“吴桂珍不识字，她的领烟卡是别人代写的。我们查过了，她的邻居没人帮她写过字，供销社的售货员也没写过。只有你，帮她批过烟票，写过领烟卡。”
孙长海的脸白了。他低下头，看着桌面，不说话。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传来下班人们的说话声和自行车的铃声。
“孙长海，”陆卫东说，“你利用职务之便，私批烟票，倒卖给吴桂珍。她帮你卖烟，你给她好处。你前天下午请假，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去找她。你们是不是吵起来了？”
孙长海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我……我是去找她了。但我没杀她。”
陆卫东说：“你什么时候去的？”
孙长海说：“下午四点多。我去跟她说，批烟票的事被人知道了，让她最近别卖了。她不肯，说那些烟是她的命根子，卖了才有钱。我们吵了几句，我气得走了。”
陆卫东说：“你走的时候，她还活着？”
孙长海说：“活着。她坐在炕上，骂我忘恩负义。我摔门走的。”
陆卫东把法医报告翻出来，指着死亡时间那一行。“法医说，吴桂珍的死亡时间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你下午四点多走的时候她还活着，那杀她的是另一个人。但你必须说清楚，你离开以后去了哪儿，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你在干什么。”
孙长海的脸更白了。他的手开始抖，嘴唇哆嗦着说：“我……我回家以后，喝了点酒，睡着了。没人能证明。”
老赵在旁边说：“你从下午四点多睡到半夜？你老婆几点下班？”
孙长海说：“她五点半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在睡觉。她以为我病了，没叫我。我睡到第二天早上。”
陆卫东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孙长海有作案动机——私批烟票的事怕败露；有作案时间——下午四点多到晚上九点之间有将近五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去而复返；但没有直接证据。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