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一早，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去了富拉尔基。刘处长留在专案组，协调其他几路排查。临走的时候，刘处长把他们叫住：“那个保管员叫刘全胜，四十三岁，在民兵连干了十几年。他去年丢枪的事，连里一直压着，没往上报。你们去了，先别急着问枪，问问他那段时间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见过王军那张画像上的人。”
老赵开着车，往富拉尔基去。九月底的田野一片枯黄，玉米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茬子。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冷飕飕的。陆卫东靠着车窗，把王军的画像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瘦长脸，颧骨高，金丝边眼镜。这张脸他已经看了几十遍了，闭上眼都能画出来。
民兵连在富拉尔基北边的一个村子里，几间土坯房，一个操场，操场上立着一根旗杆。刘全胜在连部等着，是个矮胖子，圆脸，小眼睛，看见穿警服的进来，脸白了。他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声音发紧：“同志，那把枪的事，我真不是故意的。去年秋天训练完，我擦枪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回头枪就不见了。”
陆卫东说：“接了个电话？谁打的？”
刘全胜说：“我媳妇打的，说家里有点事。我就出去接了一下，前后不到五分钟，回来枪就没了。”
老赵在旁边问：“枪柜呢？枪不是锁在柜子里吗？”
刘全胜低下头，声音更小了：“那天训练完，我忘了锁柜子。”
陆卫东没说话。他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刘全胜不敢看他，眼睛盯着桌面。过了好一会儿，陆卫东才开口：“你丢枪以后，查过没有？”
刘全胜说：“查了。我把连里的人问了个遍，都说没看见。我又在村里找了几天，没找到。我怕担责任，就没往上报。想着过阵子说不定能找到，结果一年了，连影子都没有。”
陆卫东把王军的画像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刘全胜低下头，凑近了看。他的脸一下子变了，白里透青，嘴唇开始抖。陆卫东盯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见过。”刘全胜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去年丢枪前几天，这个人来过连里。他说他是军分区的，来检查民兵训练情况。我陪他在连里转了一圈，看了训练，看了枪柜。他问了很多，枪放在哪儿，多少人，训练用多少子弹。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正常检查。”
陆卫东心里一沉。这个人来过，看了枪柜，问了情况，然后枪就丢了。不是巧合。
“他叫什么？给你看证件了吗？”
刘全胜说：“看了。证件上写的是军分区，姓王，叫王什么……王建国还是王建军，记不清了。我当时看了一眼，没往心里去。”
老赵在旁边把本子合上，说：“又是王军。”
陆卫东把画像收起来，站起来。“刘全胜，你丢枪的事，按规定要处理。但你现在配合我们调查，算主动交代。你把那天的情况详细写下来，越细越好。那个人穿的什么衣裳，说话什么口音，几点来的，几点走的，都写清楚。”
刘全胜点点头，拿过纸笔，手还在抖。
从连部出来，陆卫东站在操场上，点上一支烟。老赵说：“王军这个人，不光是骗子，还是偷枪的。去年偷了枪，今年九月拿出来用。这一年里，他可能一直在踩点，一直在准备。”
陆卫东说：“他不是临时起意。他去年就来踩过点，看了民兵连的枪柜，知道枪在哪儿，知道怎么偷。他偷了枪，藏了一年，等到现在才用。这个人有耐心，有计划，不是一般的罪犯。”
老赵说：“那他为什么现在才用？等了一年，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动手？”
陆卫东没回答。他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周建国要查他，他急了。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要动手，周建国正好撞上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他们把车停在路边，老赵买了几个包子，三个人就着凉水吃了。陆卫东吃得很快，吃完点上一支烟。小刘靠在座位上打盹，老赵看着窗外的庄稼地，说：“陆队，你说这个人，他到底图什么？骗老人的钱，杀了三个警察。他不是为了钱，骗的那点钱不够他干这么大的事。”
陆卫东说：“也许不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别的。”
老赵说：“为了什么？”
陆卫东没说话。他也不知道。
回到专案组，刘处长正在看材料。陆卫东把刘全胜的证词放在他桌上，把情况说了一遍。刘处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去年就来踩过点，偷了枪，藏了一年。他一直在准备，一直在等。今年九月，他忽然开始骗老人的钱，又杀了周建国。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钱？要枪？还是跟派出所有仇？”
陆卫东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对我们这一套很熟。他知道民兵连的枪柜怎么开，知道派出所的值班室在哪儿，知道后窗能翻出去。他可能当过兵，也可能在公安系统干过。”
刘处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晚上，陆卫东在招待所里躺着，想着白天的事。王军去年就去富拉尔基踩过点，看了枪柜，问了训练情况。他那时候就在准备。一年后，他杀了周建国，杀了两个民警。这一年里，他去了哪儿？做了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