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查回来的消息不多，但有一条让陆卫东觉得有戏——郑国庆有个表姐在富拉尔基，叫张桂兰，在纺织厂上班。陆卫东决定亲自跑一趟。老赵说：“我跟你去。”陆卫东点点头，让小刘开车。三个人开一辆吉普车，往富拉尔基去。路上雪还没化完，路滑，小刘开得慢。
富拉尔基离齐齐哈尔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纺织厂在镇子东头，一排红砖厂房，机器声轰隆隆的。陆卫东让老赵和小刘在车上等着，自己进去找人。张桂兰在车间里，被叫出来的时候还穿着工作服，手上沾着棉絮，头发用橡皮筋扎着。看见公安找她，她愣了一下，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郑国庆是我表弟，”她说，声音不大，“好几年没联系了。咋啦，他犯事了？”
陆卫东说：“找他了解点情况。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张桂兰犹豫了一下，说：“前年给我来过一封信，说在南方做买卖，赚了钱。他也没告诉他在哪个城市。”陆卫东说：“信还在吗？”张桂兰摇摇头：“早扔炕洞烧了。”
从富拉尔基回来，陆卫东让老赵去查郑国庆在齐齐哈尔还有没有别的社会关系。老赵跑了两天，带回来一条消息：郑国庆有个酒肉朋友，叫李春生，两人以前一起偷过东西，后来郑国庆跑了，李春生还在本地，在火车站扛大包。陆卫东让老赵把人带来问话。
李春生三十出头，黑瘦，说话结巴，一进审讯室就紧张得不行。陆卫东问郑国庆的事，他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老赵拍了桌子，他才哆哆嗦嗦地开口。
“郑国庆走之前找我喝过酒，”李春生说，“他喝多了，说弄到一笔钱，要去南方发财。我问他在哪儿弄的，他没说。他就笑，说‘那个老保长，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帮他解脱’。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他吹牛。”
陆卫东说：“他还说了什么？”
李春生想了想，说：“他说那老头把钱都取出来了，他分了大头。还说那老头不会报案，因为报案等于自投罗网。我问为啥，他不说了。”
陆卫东把这条记下来。不会报案，因为报案等于自投罗网——孙德茂做了什么怕报案的事？
他让老韩去查孙德茂1975年那段时间有没有被人举报过。老韩跑了街道、派出所、居委会，带回一份材料。1975年秋天，有人写信到街道，揭发孙德茂“隐藏历史问题，暗中与旧社会余孽来往”。信是匿名的，街道当时正忙着搞别的运动，没当回事，把信压下了。老韩找到了那封信的底稿，字迹潦草，但结尾署名是“一群革命群众”。陆卫东把信看了几遍，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线索。
老三收到了沈老师寄来的素描纸，一沓，厚厚的，用牛皮纸包着，外面缠着细绳。她拆开的时候手都在抖，把纸一张一张铺在炕上，数了数，二十张。她舍不得用，又一张一张收起来，压在枕头底下。
老四说：“姐，沈老师对你真好。”老三说：“嗯。”老四说：“你以后也要当画家吗？”老三说：“想当。”老四说：“那你画一个我。”老三拿起铅笔，铺开一张新纸，看了老四一眼，低头画起来。老四抱着猫，坐在炕沿上，一动不敢动。画了十几分钟，老三把纸举起来，老四凑过去看，说：“这不像我，像你自己。”老三说：“就是你。”老四说：“我眼睛没这么小。”老三不理她，把画小心地收起来。
老大也来了信。信上说期中考试数学考了全班第一，英语还是差，单词记不住，语法听不懂。他说他每天早起半小时背单词，晚上睡觉前再背一遍，一定要把英语赶上去。王淑芬把信看了两遍，压在炕席底下。老四问她哥说啥了，她说：“说学习好，英语不好。”老四说：“英语有啥难的，不就A必塞地吗。”王淑芬没理她。
晚上，陆卫东躺在炕上，把今天的线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王淑芬没睡，问：“又想案子？”陆卫东说：“嗯。”王淑芬说：“那个老头的案子，你都查了好多天了。”陆卫东说：“快了。再查几天。”王淑芬没再问，睡了。
陆卫东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郑国庆那句话：“帮他解脱。”解脱是什么意思？是帮他跑，还是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