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齐齐哈尔，又是三天两夜的火车。陆卫东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却一刻没停。赵秀英那几封信的内容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老赵在旁边打呼噜，小刘趴在小桌板上睡着了。
回到齐齐哈尔后，陆卫东歇了一天。说是歇，其实也没闲着。他把赵秀英案子的所有材料摊在桌上，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李秀芬的证词，赵秀英的信，双河农场老职工的走访记录，当年派出所的调查报告——每一样他都看了不止一遍。
老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份材料，说：“南京那边回话了。张志强在南京第二机床厂工作，地址和电话都有。还查到他这些年的情况：1974年返城，安排到厂里当工人，一直干到现在。没结婚，一个人住单身宿舍。厂里的人说他话不多，跟人来往少，下班就回宿舍，也不跟谁串门。”
陆卫东接过来看了看，问：“返城的手续，查了吗？”
老赵说：“查了。1974年春天办的，理由是父母身边无人照顾。手续齐全，没什么问题。”
陆卫东说：“赵秀英是1973年冬天失踪的。他1974年春天就走了。时间太巧了。”
老赵说：“巧是巧，但这也不犯法啊。”
陆卫东点点头。他当然知道不犯法。但一个被指控纠缠女知青的男人，在女知青失踪后几个月就办好了返城手续，从东北回了南京——这中间有没有问题，得当面问清楚。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去找李队长，说了去南京的事。李队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南京，来回车票、住宿，又是一笔开支。这个案子能不能破，谁也不敢保证。但赵秀英的母亲还在苦等，你既然查到这个份上了，就去吧。局长那边我去说。”
陆卫东说：“谢谢李队长。”
李队长摆摆手：“别谢我。把案子破了，就是对得起人家。”
当天下午，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从齐齐哈尔到北京要一天一夜，从北京到南京又要一天一夜，加上中转等车，路上得两天多。老赵说：“咱们这几个月，把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小刘说：“上海也去了，南京也去了，回去跟媳妇吹牛也有资本了。”老赵说：“你有媳妇了？”小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还没有。”老赵笑了。
车厢里照例挤满了人。硬座，木头椅子，坐久了腰疼。
到北京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他们没出站，直接在站里转车。去南京的火车要等到晚上，三个人在候车室里等了四五个钟头。北京站比哈尔滨站还大，人更多，喇叭里报站的声音此起彼伏。老赵买了几张报纸铺在地上，靠着墙眯了一会儿。小刘坐不住，在候车室里转了一圈，回来说：“这车站真大，感觉比上海的车站还要大。”陆卫东说：“北京是首都，当然更大了。”
晚上上了去南京的火车。这回要坐一天一夜。车厢里比上一趟还挤，过道上站着人，座位底下躺着人。小刘好不容易找到个位子，让陆卫东坐，陆卫东让他自己坐，他推来推去，最后老赵说：“别推了，都坐，挤一挤。”三个人挤在两个位子上，腿伸不直，腰也直不起来。
到南京的时候是第三天上午。南京比上海暖和一点，但也是湿冷，风从秦淮河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气。火车站比齐齐哈尔的大，但不如北京的壮观。三个人拎着包挤出站，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安顿好之后，陆卫东给南京第二机床厂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张志强今天上班，在车间里。陆卫东说有事找他，那边说你们过来吧，到传达室等着。
厂子在城北，坐公共汽车要半个多小时。三个人到的时候，快中午了。厂子很大，门口有传达室，铁门关着，旁边开了一个小门。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报纸。陆卫东亮出证件，说明来意。老头放下报纸，拿起电话摇了摇，说了几句，挂了说：“等一会儿，他马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