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东推门进去的时候，刘科长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
茶是陆卫东办公桌抽屉里那包茉莉花茶，便宜货，碎末多，泡出来一股香精味儿。刘科长喝得面不改色，见他进来，抬起眼皮扫了一眼，没起身。
“刘科长。”陆卫东摘下帽子，挂在门后的钉子上，“这么早过来，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刘科长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搁，“陆所长，昨晚上你们这儿报上来一个案子？”
陆卫东在他对面坐下，掏出烟来递过去一支。刘科长接过去，就着火柴点了，吸一口，等着他回话。
“是有一个。”陆卫东自己也点上烟，“红旗农场的知青，在火车站被巡逻队扣下的。”
“人呢？”
“放了。”
刘科长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抬起眼皮看陆卫东，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颗钉子钉过来：“放了？”
“放了。”
“报告呢？”
“撕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外头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咚咚的，走远了。
刘科长把烟灰弹在地上，慢条斯理地说：“陆所长，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让报的吗？”
“不知道。”
“分局陈副局长亲自交代的。最近上头有精神，要抓典型。这个知青，粮票说不清来源，态度还不老实，正好是个典型。”刘科长说着，又吸了口烟，“你把人放了，报告撕了，我怎么回去交代？”
陆卫东没吭声。他把烟灰缸往中间挪了挪，烟灰弹进去，又吸了口烟。
“刘科长，”他开口了，“那个知青你见过没有？”
“没见过。我看的报告。”
“我见过。审了一夜。”
刘科长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二十五岁，下乡四年了。红旗农场三队，离齐齐哈尔四十里地。他们农场断粮七天了，拌着野菜吃糠，扛了三天实在扛不住，大伙凑了二十斤粮票五块钱，让他出来踅摸点土豆。”陆卫东说着，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粮票是大家凑的，新旧不一，有全国粮票有地方粮票，有整张的有半张的。钱是毛票，皱巴巴的。他在黑市转悠两天没找着门路，钱和粮票一分没动，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被扣下的。”
刘科长听完，没说话。他又点了支烟，吸了两口，才说：“这些你核实了？”
“今天一早往农场打了电话。场部接的，说情况属实。他们昨天还派人进城来找人，没找着。”
刘科长又沉默了。
炉子里的火烧得旺了些，铁皮炉盖烧得发红，热气一阵一阵往外扑。陆卫东站起来，拿起炉钩子捅了捅炉子，又添了两块煤。
“刘科长，”他背对着刘科长，盯着炉子里的火苗，“你来齐齐哈尔几年了？”
“三年。”
“三年，过够每一个冬天了。”陆卫东转过身，看着刘科长，“零下三十度的天，你试试饿着肚子在外面走半天，是什么滋味。那个知青在火车站被扣下的时候，身上就一件薄棉袄，里头套着两件单衣。我问他在农场穿什么，他说，就穿这个。”
刘科长抽烟的动作慢下来。
“他在农场四年，没回过一次家。家里有四个弟弟妹妹，他爹是农民，娘身体不好。他每个月那点定量，省下来换成粮票寄回去。弟弟妹妹写信来，说谢谢哥，说今年过年能吃顿饱饭了。他把那些信压在枕头底下，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陆卫东说着，走回椅子上坐下。
“昨晚上审他的时候，我问他，你知不知道私自进城是什么性质？他说知道。我又问他，那你还来？他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抬起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陆所长，我弟弟今年十二了，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
刘科长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陆所长，”他说，“这些话，你刚才怎么不说？”
“你刚才也没问呢。”
刘科长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陆卫东，看着外面的大雪。雪下得更大了，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霜花，模模糊糊看不清外头。
“三年前，”刘科长忽然开口，“我还在分局办公室当科员。有一回，接到一个案子。也是个知青，也是在火车站被扣下的。那会儿刚入冬，他身上带着二十斤粮票，说不清来源。上面催得紧，让我们连夜审，连夜报。我写了报告，建议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