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
陆卫东和小魏踩着雪，咯吱咯吱往站前广场走。雪已经积了半尺厚，踩上去软绵绵的，脚底下没个准头。
小魏缩着脖子，两只手揣在袖筒里，跟在后头。他才二十二，去年刚从铁路子弟学校毕业，分到派出所当民警。小伙子长得白净，戴一副眼镜，看着像个学生。他爹是铁路上的老工人，托人把他弄进派出所，图个安稳。
“陆所，”小魏在后头问，“咱去哪儿？”
“候车室。”
“候车室有啥好看的？”
陆卫东没吭声。他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稳。雪落在帽子上，落在肩膀上，落了一层白。他也没拍，就那么走着。
站前广场不大，两边是几排平房，开着些小买卖——一家供销社，一家修鞋铺，一家理发店，还有个卖早点的摊子。这会儿雪大，摊子没收，一张油布搭在架子上，底下坐着个老头，守着炉子烤火。炉子上坐着个铁壶，壶嘴冒着白气。
老头看见陆卫东，站起来打招呼：“陆所长，这么早？”
“早。老李，今儿生意咋样？”
“这雪天，谁出来吃早点？”老头咧嘴笑，露出几颗黄牙，“就卖了几个窝头，挣两毛钱。”
陆卫东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候车室在广场东边，一趟平房，青砖墙，红瓦顶，门口挂着个大牌子：齐齐哈尔站候车室。门是两扇木门，推起来吱呀响，门把手摸得油光锃亮。
推开门，一股热乎气混着烟味、汗味、脚臭味扑面而来。
候车室里人不少。长条椅子上坐满了人，有裹着棉袄打盹的，有抱着包袱发呆的，有三三两两凑在一块说话的。墙角蹲着几个，抽着烟，烟头扔了一地。暖气片沿着墙根排了一溜，漆着银粉，摸上去烫手。周围站了一圈人，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把手贴在上面取暖。有个老头把鞋脱了，光着脚丫子贴在暖气片上，脚底板烤得通红。
陆卫东站在门口，扫了一圈。
他前世在嫩江扛了五十年洋镐，每年冬天都坐火车回齐齐哈尔过年。这候车室他太熟了——哪块地砖松了，哪条椅子腿晃了，哪个角落暖气片不热，他一清二楚。那时候他每次回来，都缩在角落里，怕碰见熟人。一个发配边疆的养路工，没脸见人。
现在不一样了。
“小魏，”他说，“你在这儿干了两年，认得出哪些是扒手不？”
小魏愣了一下，扶扶眼镜：“扒手？我……我还没注意过。”
“那今天好好看看。”
陆卫东说着，往候车室里头走。他走得不急，像普通旅客一样，东看看西看看。走到暖气片旁边，他站住了，伸手试了试温度。烫手，足有七八十度。他把手套摘了，把手贴在上面，暖和。
暖气片旁边站着三个人，两个穿黑棉袄，一个穿绿军大衣。绿军大衣那人脸瘦，颧骨高，眼睛小，眼珠子滴溜溜转。他看见陆卫东，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往旁边挪了挪。
陆卫东没看他，盯着窗户上的冰花。
“小魏，”他压低声音，“你右边那个人，穿绿军大衣的，注意他手。”
小魏扭头看了一眼，又赶紧扭回来，紧张得鼻尖冒汗。
陆卫东站着烤了会儿手，然后往售票口那边走。售票口排着长队，都是等着买票的人。有人伸着脖子往前看，有人跺着脚取暖，有人跟前后的人聊天。
陆卫东站在队伍旁边，像是在等人。
那个穿绿军大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过来了，蹲在墙角，眼睛盯着排队的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从队伍里挤出来，手里攥着票，笑呵呵地往外走。她穿着件旧棉袄，胳膊上挎着个包袱，鼓鼓囊囊的。
绿军大衣站起来，跟了上去。
陆卫东也动了。
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大，几步就跟了上去。老太太走到门口，正要推门，绿军大衣从后头挤上来，一只手伸向老太太的包袱。
那只手刚碰到包袱带子，就被另一只手攥住了。
绿军大衣一愣，扭头一看，对上一双眼睛。那眼睛不凶，但冷，像冻了一冬的井水。
“同志，”陆卫东说，“你手往哪儿伸？”
绿军大衣脸刷地白了。他挣了挣，挣不动，陆卫东那只手像把铁钳子，攥得他手腕生疼。
“我、我没……”
“没？”陆卫东松开手，拍拍他的肩膀，“那你跟着这位大娘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