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前，我已做好死的准备，路上很平静，读了本诗，看了部电影。阿甘说生活是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个比喻跟我的生活经度相同，但纬度不同。我也不知道下一颗会吃到什么味道，但可以肯定，绝不会是巧克力。可即便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还是没能如愿以偿，现实还是在我身上演绎了另一种风格的不幸。我只能开脱地理解为这就是生活的魅力所在，是人生意义的一种。
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站在门口的我愣了愣，然后就像消化他人生中其他难以消化的苦难一样，坦然而艰难地接受了。
“从哪儿回来的？”他说着，从兜里拿钥匙准备开门。我忙挪到边上，活动了下麻木的双腿，跟着他进了家。
我说：“从广东。”
他说：“坐挺长时间的车吧？”
我说：“一天一夜。”
他说：“你妈没了，就快到百天了。你困不困，要不先去睡会儿？”
我说：“还行。埋哪儿了？”
父亲说：“镇上的墓园，专门请人设计过，修得很好看。你妈旁边那位置我都占好了，等我没了也埋那儿。”
我点了根烟，缓缓抽起来。
父亲又说：“烟还没戒？”
我说：“没。”
父亲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不对劲，心里一直慌，晌午回来检查了一下煤气。下午还是觉得不对劲，总怕家里着火，就提前回来了，平时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都是到晚上才关门。”
我说：“我想给我妈磕个头。”
我们来到镇上新建的墓园，小道很窄，两旁石碑林立，青松挺拔，他绊了一跤似的突然站住，指着一块碑说：“到了。”
青色的合成石碑上镌刻两行欧楷，一行是母亲的名字，一行是日期。碑前有束枯萎的小白花，和父亲手里拿的一样，他说现在镇上不提倡烧纸钱，他过来就买花，电影里的西方人总这么干。我跪下来，朝墓碑磕了三个头，父亲把枯花收走，把新花放下。我又去傅虎的坟前磕了头，父亲点了根烟，放在他的墓碑上。然后是沉默和不知所措，我们就这么站着，站到余晖散尽，凉意侵袭，树影和碑影融为一体。
“走吧。”他说。
我跟在他身后，发现他的肩颈和腰杆依然平直，步伐急切，像要迎接着什么。我摸了摸腰后的斧头。
“苓苓在另一个区，去看看吗？”父亲指着身后。
“赶紧回家吧。”
又走了几步，父亲像是为了缓和气氛似的说：“你还记不记得孬蛋？”
“记得。”
“孬蛋的坟也在那边，那货以前多厉害，去年喝死了，脑梗。”
父亲继续指着身后方向，我回头只看见一团浓郁的黑暗。父亲还是会那样，忘了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开始那样。我指的是，他总问一个我俩都很熟悉的人或事物，他明知我肯定会说记得，然后他就能继续挖掘记忆共同体背后的故事，我认为如此延伸出的对话毫无意义，可他依然那样。我怎么能忘了孬蛋，他原先是打猎的，家里有枪，背着水和干粮往山里走，出来时枪管上就挑着一串野兔，后来当了包工头，从政府手里接了不少工程，确实风光了一阵。他还杀了我的生父。逃窜的日子里，我时常后悔没弄死他，所以孬蛋把自己喝死了这事，多少让我有点愕然。
冬天是旅游淡季，路上没什么人，很难想象，我还能如此坦然地走在忆往镇。父亲在楼下买了两袋速冻饺子，我站在外面等他，如果小卖铺的老板看见我，我就过去打声招呼吓吓他，可他压根没往外看。饺子是小作坊生产的，不怎么好吃，吃完了饭，他去厨房刷碗，我绕着家里看了一圈。我家是两居室，镇上开发景区时按人头盖的安置房，一栋七层，每层三户，每户八十平方米。家里基本没变样，但细看的话，墙沿、柜脚、茶几漆层磨损得明显严重了。我从腰后抽出斧头，把挂着日历的钉子往里砸了砸，接着有人敲门，父亲让我去开，我刚碰到门把手，整张门直接脱离门框撞过来，一堆警察冲进屋，死死把我按在地上，咋咋呼呼地警告我不许动。我抬起头，一个黑洞洞的枪管，正对着我的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