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王国维说：“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氏虽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点确被他敏锐地感知到了，夏代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也就是私有制度破坏了公社制度。私有制度在夏代做数量上的增长，公社制度依反比例逐渐解体。商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所谓商汤革命。这个革命，是私有制度进一步的完成，与夏代的发展方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历史没有留下像商周间那样斗争的遗痕。
继原始公社而起的是奴隶占有制度。在中国，商正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
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耤臣、臧、仆、奴、宰、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隶的名称。罪人在屋下工作叫作宰，最高的官职叫作冢（大）宰、太宰。冢宰是管理奴隶的头目。周公说，商王武丁，初做国王三年不管事，由冢宰全权代理。奴隶头目在政治上有这样高的地位，可见国王是大奴隶主了。奴隶参加生产和战争，所谓政治主要就是剥削压迫奴隶的事务，因此冢宰成为最大的官位。
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中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兵，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矢镞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铜的价值低廉，社会经济绝不允许这种质料如此消耗。且矢镞的形制也完全一致，铜范技术，确已臻至纯熟境界，铸铜业正在全盛时代，没有长期的培养，绝不会达到此境界的。……殷商为青铜末期，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中早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自然尚待将来考古的发现，但它的存在，我们考虑各方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仰心。”
依据考古所得的结论，殷代不但非石器时代，而且还是青铜器末期，按照世界古国埃及旧王朝时代（约当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前后）才开始进入青铜器时期，经过中王朝一直到新王朝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后），使用青铜器凡二千数百年，在此时期，谁也不能否认埃及已经建立了强盛的奴隶王国。殷代既进到青铜器末期，当然也可以建立奴隶占有制度的国家。
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很细。安阳殷墟发现王宫西北有石工、玉工场所，西南有骨工、铜工场所。这四种工业，铜、骨工主要是制造兵器、礼器。卜骨极光滑，当是经骨工磨制，又制骨镞骨贝，所以同铜工并列。玉是贵重货币又是贵族珍玩品，石器主要是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见于甲骨文。工艺方面，有这样多的部门，其分工的情状，已可概见。殷亡国后周分殷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锜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这大概是百工的一部分。周公教康叔杀戮饮酒的殷人，只有工犯酒禁可以免死，百工有世传的专门技术，所以特别待遇。百工的徒属，即实际工作者，当然是奴隶，因为春秋以前，做工匠的照例是“皂隶之事”。
商代早有商业。贝是海滨产物，制青铜的锡，从南方来，玉是西方出产，盘庚时代已称贝玉为宝货，骨工制骨贝，大概当辅币用。周公允许殷民牵牛车到远处贸易，这都说明商代有相当发展的商业。
《洪范》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极（恶），贫居第四位。讲贫富不讲贵贱，与周人意识大异。《礼记》说“殷人贵富”（以富为贵），又说“殷人先鬼而后礼（礼属人事），先罚而后赏（有刑罚无恩情），其民之弊，**而不静，胜而无耻”。这就是说殷统治阶级不顾廉耻道德，尽量掠夺财富。所谓财富，无疑的是从奴隶身上榨取来的生产物。
殷代统治者对奴隶的待遇是怎样？贤字甲骨文作臤，能捕获臣仆的就算贤。臧字作奴隶讲也作善讲，戕杀奴隶就算善。奴隶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商代战争特别多，刑罚特别重，《荀子》说“刑名从商”，《韩非子》说殷代法律，街上弃灰的斩手。统治阶级利用重刑压迫平民当奴隶，同时镇压奴隶的反抗，杀大批奴隶殉葬，祭祀用人作牺牲。甲骨文仆字臀后拖长尾（东汉时西南夷人还保存拖尾的装饰），《易经》旅卦，童仆可以卖买。盘庚称民为畜民，不听命令全体杀死。奴隶和牲畜，统治阶级看作一样的东西。
这些事实，都是奴隶社会应有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