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两个大儒，就是孟轲与荀况，孟轲在思想上、荀况在传经事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子，邹人（山东邹县）。魏?三十五年（前三三六年）孟子被称为老叟，年龄当在五十以上，可以代表战国前半期的儒者。荀子，赵国人，楚熊元代二十五年（前二三八年）还生存着，可以代表战国后半期的儒者。孔子讲仁义礼乐，孟子偏重仁义，荀子偏重礼乐。孟、荀是儒学分化和发展以后的大派别。
孟子主张性善，仁义是人性，因之人人可以做尧舜。荀子主张性恶，要勉强学习，行为合于法礼，才能成为善人。性善，所以应该心悦诚服地顺从圣人规定的道理，不顺从就是非人。性恶，所以应该虚心克己地学习圣人规定的道理，不学习就是怙恶。他们所谓善恶，完全据圣人做标准，而圣人乃是统治阶级典型的代表人物。孟、荀主张，好像相反，本质并无二致，就是说，人民应该服从统治阶级。
孟子继承孔子的天命观，相信五百年必有圣王出世，平治天下。子思、孟子创五行运命的学说，发展到邹衍，成立迷信怪妄的阴阳五行家。
荀子时代较晚，看出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子思、孟子、邹衍讲天都有流弊。墨家的天能赏贤罚暴，含有对统治者的威胁性，其余各家的天，是依一定不变的运命而表现出无上的权力，人只能靠天任命，绝对服从它，不得发挥人为的积极性。在荀子时代，生产力正当跃进阶段（《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旧说不能再使他满意。因此他推翻旧说，创造新的天论。
荀子以为天只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天的功用，只是寒暑风雨，生长万物。人应该理解天运行的规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有益于生产。那些灾变怪异，都是不相干的事。所以圣人但改善人事，不推求天意。荀子用人事代替天意，用科学代替迷信，把天命、鬼神一起否认，确是思想上极大的进步。
荀子所谓人事，主要的是法后王。他以为后王斟酌先代制度，订立新制度一定是比较适合社会实际需要的。他这种主张，承认社会依时代变化，绝不是固定的东西。这比较迂阔、不切事情、开口就是尧舜先王的孟子一派儒者，进步得多了。不过荀子受着时代限制，封建社会可以转变到别一种社会，他当然不会懂得。
荀子法后王，希望找一个眼前较好的君主，帮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生，看不起当世统治者，所以责骂得很严厉。如说暴君是独夫，是民贼；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诸如此类，颇有民主的意味。
孟、荀都主张政治的基础建筑在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上面，这是他们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论，被儒者唾弃了，只接受他传授的经义训诂。孟子的仁义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贵君轻一类见解，却被轻轻地抹煞。
韩非继承荀子学派，又批判地集中春秋战国诸子的学说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代表新兴的地主利益，反对贵族领主，自认为从贵族领主统治下拯救民氓众庶，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建立新的法术制度。他把荀子所讲的礼发展为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查它的实（物质），排斥无实的虚名。他的学说被称为刑名之学。他把人与人（父子、君臣、夫妇等等）的关系，彻底看作物质交换的利害关系，否认抽象的道德伦理。他懂得斗争的必要，他说，木蠹了，不遭猛风不就断；墙松了，不遭大雨不就坏；谁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谁就能起风雨的作用，促使其他腐朽的国家加速崩溃。韩非子可说是战国时代显著的唯物论者。
简短的结论
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始，周公是封建制度的订定（所谓制礼作乐）者。典章文物，经过五百多年积累和变动，既极丰富，又极破碎。孔子整理修正旧典籍，教授弟子，于是贵族专有的文化广泛流传到民间。
孔子的学问，大体分仁义、礼乐两部分。孔子死后，儒者很受尊重。贵族有丧事，必须向儒家请教。办丧礼，成了儒家的专业。
墨子起来猛攻礼乐。他代表下层庶民，借天鬼名义，向统治者说教，希望改善庶民的生活，提高庶民的地位。当然，人民没有积极的革命行动，绝不会获得什么真实利益。
老子生在孔、墨之后，提出比仁义礼乐更高的所谓道德。道家思想很反动，攻击儒家的仁义，却切中弊病。这样，礼乐仁义，先后被攻而动摇了。
孟子发挥仁义，向墨家猛烈反攻。荀子发挥礼乐，批评各学派，主要也是反对墨家。儒家理论的基础，又坚强起来。
中国是长期封建社会，所以儒家也得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尊宠和利用。孟子的性善，荀子的传经，成为后代儒学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