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以前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
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当时番禺（广州）是国际贸易的都会，从海外输入犀角、象牙、玳瑁、珠（圆）玑（不圆）、银铜、果品、细布等货物，中国商贾运到内地，往往致富。刘彻（西汉武帝）令译使多带黄金、缯帛自日南（交趾）、徐闻、合浦出海，至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即康迦法拉母，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西南）买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回来。王莽时自黄支国航行八个月至皮宗国（即蒲牢皮散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黄支国南有己程不国，是汉译使航程的终点。东汉刘志（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天竺国（印度）从日南边境外来献，延熹九年，大秦国（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边境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大概借印度作基石，也曾一度与中国发生海上交通。
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经济的缺陷。孙权遣朱应、康泰通南海诸国，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至萧衍（梁武帝）时，交通尤盛。李延寿《南史》夷貊传立专条的有十五国：（一）林邑国（即占婆，今安南中圻）；（二）扶南国（柬埔寨）；（三）诃罗陀国；（四）诃罗单国（在苏门答腊岛）；（五）婆皇国（在马来半岛）；（六）婆达国；（七）阇婆达国；（八）槃盘国；（九）丹丹国；（一〇）干陀利国（在苏门答腊岛）；（一一）狼牙修国（在马来半岛）；（一二）婆利国（爪哇东婆利岛）；（一三）中天竺国（印度）；（一四）天竺迦毗黎国（印度）；（一五）师子国（锡兰岛）。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南齐书》所谓“舟舶继路（接连不绝），商使（使官）交属（往来频繁）”，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了。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南洋群岛土人称中国为唐人，明朝时候，真腊国还行着“番人杀唐人，处死刑，唐人杀番人，罚金”的法律，想见唐朝威望的广大。因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设市舶司（最早的记载见开元二年）管理商务。波斯、师子、昆仑船舶，屯聚广州城下。外国商人及传教师多至十余万人。外国人居住地称蕃坊，立蕃长管理蕃人，有小罪各依本国法处断。大概蕃法比唐法重。允许依本国法，用意在禁止蕃人轻犯法令，如犯重罪，自然仍按中国法裁决。蕃船入口，有舶脚、进奉、收市等名目。舶脚是进口税，进奉是贡品，收市是宫廷收买所需货物。收市以后，才准一般商人自由买卖。
到了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征收关税及处理一切商务。蕃商带来香药、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等贵货，由政府全部收买，称为和买。和买的货物送京师榷易院，高价卖出。禁止民间私贩，犯禁罪至死刑。禁榷以外的货物，抽分（抽税）以后，经舶牙（货主购主间评定货价的中间人）评定货价，由商人购入，得在市上发卖。
元朝承宋旧制，在广州、上海、庆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官府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则例，禁止官吏人等出资经商以及偷运货物等事，只准商人从事贸易。商人有舶商和海商的分别，舶商经营海外贸易，海商专通南洋。外国船到中国，携带金银珠玉，只许卖给皇帝，皇帝特置舶牙十二人专任评价的职务。这种舶牙，大概就是后世洋行的滥觞。
（二）朱元璋招谕南洋诸国进贡
